第1989章 配合调查
春奉县机关大院，往日里午后总会凑在传达室下棋、聊天的干部们不见了。
传达室的老周头一个人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手里夹着半截没点的烟，看着空荡荡的院子发愣。
以前这时候，有人总会端着搪瓷杯过来，一边下棋一边吹牛，笑声能传到办公楼三楼。
如今棋盘还搁在窗台上，上面的灰积了薄薄一层，没人擦。
各个办公楼的走廊里安安静静，连脚步声都放得轻。
谁走路都贴着墙根，碰见熟人只敢点点头，嘴巴抿得紧紧的，生怕多说一个字就惹祸上身。
以前中午食堂最热闹，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聊，现在都各吃各的，吃完就走，连碗筷碰撞的声音都显得刺耳。
这几天来，这场从张超森开始的官场地震，早把整个春奉县的干部圈子晃得魂飞魄散。
最先被带走的是汪伦。
那天县里开一个产业协调会，汪伦发言，几个穿便衣的县纪委工作人员从侧门走了进来。
他们站在台下，目光越过人群，直直地落在汪伦身上。
汪伦的声音卡在嗓子眼里。
他讲了一半的话悬在半空，手还举着，指头微微发颤。
会议室里一百多号人，忽然间安静得能听见窗外树上的蝉鸣。
“汪伦同志，请你配合调查。”
一句话，轻飘飘的，但整个会议室的人都听见了。
汪伦的脸刷地白了。
他站起来，想说什么，嘴唇动了动，终究没说出口。
两个工作人员一左一右，带着他往外走。
走到门口时，汪伦回头看了一眼——他的公文包还放在主席台的座位上，保温杯里的茶还冒着热气。
没人敢去动那个公文包。
第二天，纪委的人来收走了。
紧接着三天一个，五天一个。
李昭明是在家里吃晚饭时被带走的。
那天他老婆炖了一锅排骨汤，他刚夹起一块放到嘴里，门铃响了。
打开门，外面站着三个人，其中一个是县纪委的王正阳副书记，他认识。
他嘴里那块排骨还没咽下去，人就傻在了门口。
他老婆从厨房出来，看见这一幕，手里的汤勺“咣当”掉在地上。
李明辉是自己去投案的。
去之前，他给老婆留了一封遗书，然后一个人走到了护城河边。
他在桥上站了半个多小时，抽了整整一包烟。
最后他把烟盒捏扁扔进河里，翻过栏杆跳了下去。
他没死成。
河边钓鱼的两个老头把他捞了上来，其中一个还打了他一巴掌，骂了一句“活着不好，寻什么短见”。
李明辉躺在河滩上，浑身湿透，看着灰蒙蒙的天，忽然嚎啕大哭。
然后纪委的人就来了。
他穿着湿衣服，被带进了留置点。
昨天早上，彭大庆正坐在办公室改材料。
桌上的电脑开着，屏幕上是改了一半的汇报稿，光标一闪一闪。
他的保温杯放在手边，杯盖拧开着，热气正袅袅地往上冒。
门被推开时，彭大庆正在敲键盘。
他抬起头，看见进来的是两个陌生面孔，心里咯噔一下。
“彭大庆同志，请你配合调查。”
彭大庆的手从键盘上滑下来。
他慢慢站起身，看了一眼屏幕上的汇报稿，又看了一眼那杯还在冒热气的茶。
纪委的人催了一声，他迈步往外走。
门没关，敞着，走廊里路过的人都看见了那个空荡荡的座位，和那杯冒着热气的茶。
那天下午，彭大庆办公室的茶凉了，也没人去倒。
那扇门就一直敞着，像一张合不拢的嘴。
现在整个县委县府里，人人见面都只敢点头，私下里凑在一起，问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知道下一个，会轮到谁？
张超森在春奉经营了多年，盘根错节。
他在位时提拔的人，他跟人打的招呼，他默许的那些“潜规则”，像一张密不透风的网，罩在春奉县的每一个角落。
现在这张网被纪委的刀一根一根割断，那些挂在网上的虫豸，一个一个往下掉。
那些有问题的人惴惴不安，谁都怕半夜门被敲，谁都怕下一个就是自己。
李昭明被带走之后，他手下的几个中层干部，连着三天没去上班。
有人说是请了病假，有人说是去外地了。
后来纪委一查，一个跑到了邻省亲戚家，一个躲在乡下老宅里不敢出门，还有一个干脆把手机卡扔了，谁也联系不上。
不少人已经开始到处托人打听风声。
有的托市里的关系，有的找省里的熟人，有的甚至托到了江昭阳这里。
江昭阳这几天接了好几个电话，都是绕弯子问张超森案进展的。
他一概回答“不清楚，等组织结论”。
正常的工作全停了。
整合农业农村职能，新成立的农业农村局一个关于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申报材料，在局里压了五天没人签字。
现在没有局长，副局长不敢签，股长更不敢签，一层推一层，最后推到了江昭阳桌上。
江昭阳看着那份材料，上面密密麻麻的签字栏全是空的，只有最上面一行写着“春奉县农业农村局”。
他拿起笔，签了自己的名字。
窗口单位办个事，推三阻四。
医保局窗口的一个小姑娘，以前一天办八十件业务，现在一天办不到二十件。
她说：“领导都进去了，我签了字万一出事怎么办？”
旁边一个老大爷等了半天，急了，拍着柜台骂：“你们吃公家饭的不干事，我们老百姓怎么办？”
连信访局接访的都没心思耐心听群众说话。
江昭阳刚接完三拨信访群众，都是开发区的农民工，要被拖欠了一年的工资，好说歹说给了让他们满意的答复，把人送出去。
第一拨来了五个人，领头的姓周，五十多岁，皮肤晒得黝黑，手上全是老茧。
他蹲在信访局门口不肯走，说老板跑了，工地封了，他们三十多号人半年没拿到一分钱。
江昭阳把他请进办公室，给他倒了杯水，听他讲了一个多小时，最后打电话给开发区管委会，让他们先协调一笔应急资金，把农民工的工资垫上。
第二拨是一对夫妻，都是四十出头，在开发区一个家具厂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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