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1章 七十一章
“他的任务是什么?”她问。
“监视财政局内部。特别是——”他看着她,“你。”
她的手指在膝盖上收紧了一下。“渡边怀疑我了。”
“不是怀疑。是确认。”他靠在椅背上,揉了揉眉心。
“从你进财政局的第一天,他就在查你。你的背景、你的经历、你和我的关系。他查不到证据,但他不需要证据。他只需要一个人,在你身边,看你每天做什么、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小周就是那个人。”
她闭上眼睛。渡边的脸在黑暗中浮现——瘦削的、戴金丝边眼镜的脸。
他在宴会上给她夹菜,在茶室里给她倒茶,在门口握着她的手说“晚安,沈小姐”。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像长辈,像一个喜欢中国的日本老人。
但他的眼睛不是这样的。他的眼睛一直在看。看她的手,看她的眼神,看她说话时嘴角的弧度。
他在测量,在计算,在寻找她的破绽。她以为她藏得很好。她以为她那些“女子不问政治”“只想安稳度日”的回答够用了。
但渡边不信。他从来不信。他只需要一个人,坐在她旁边,每天看着她。
看她在哪里吃饭,在哪里走路,在哪里停下来系鞋带。
看她什么时候笑,什么时候皱眉,什么时候沉默。然后把这一切记下来,交给他。
“婉清。”他叫她。
她睁开眼睛。他看着她,目光很深。
他没有说话。他只是看着她,看了很久。然后他低下头,把那张纸条收进抽屉里。“这件事,交给我。”
“你要怎么做?”
“将计就计。”他抬起头,看着她,“他不是要监视吗?就让他监视。他不是要情报吗?就给他情报。”
“什么情报?”
“假的。”他靠在椅背上,嘴角动了一下——不是笑,是一种她没见过的表情。
“他想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重庆方面的假往来信件,地下党的假联络名单,你和我的假关系。他要多少,我给多少。”
她看着他。“你不怕他识破?”
“不会。”他说,“这些假情报,每一份都经过我的手。真中有假,假中有真。渡边不是要证据吗?我就给他证据。但不是他想要的那些。”
她沉默了很长时间。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光秃秃的,像一根根手指,指着灰蒙蒙的天。
她看着那些枝丫,想起老周说的话——“内部有叛徒,代号鼹鼠,级别不低。”
小周是鼹鼠吗?级别不低?一个档案员,级别不算高。但他背后的人是渡边。渡边的级别,够高了。
“顾明慎,”她说,“你觉得小周是鼹鼠吗?”他想了很久。“不确定。”
“为什么?”
“鼹鼠的级别不低。小周只是一个棋子。渡边派他来,不是因为他重要,是因为他不重要。一个档案员,丢了也不可惜。”
他看着她,“鼹鼠另有其人。比小周藏得更深,级别更高。可能就在我们身边。”
她闭上眼睛。身边。谁?孙处长?王美珍?还是——她不敢想。
“我会查。”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不要让小周看出你知道他的身份。”
“好。”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停下来,没有回头。“顾明慎。”
“嗯?”
“谢谢你。”
身后很安静。她等了三秒,没有等到回答。她推开门,走了出去。
接下来的日子,沈静言照常上班,照常整理文件,照常端茶倒水。
小周还是那个小周——每天笑眯眯的,说话细声细气的,给她倒茶的时候问“沈小姐想喝龙井还是碧螺春”。
她每次都说“随便”,接过茶杯,喝一口,放在桌上。然后继续工作。但她看他的方式不一样了。
以前她看他的脸——圆圆的、白净的、戴着圆框眼镜的脸,像一个还没毕业的学生。现在她看他的手。
那双手,白得跟葱似的,指甲修得整整齐齐,指节细长,没有老茧。
这双手,没有搬过箱子,没有拉过黄包车,没有在工厂里干过一天活。
但这双手,会翻档案,会记笔记,会在深夜里打开别人的办公桌,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地翻出来,看完,放回去,不留痕迹。这双手,是渡边的手。
星期三下午,她去档案室借文件。小周站起来,笑眯眯地问:“沈小姐,找什么?”
“去年十月的物资调配汇总。”
他转身去架子上取。她站在他的桌前,目光扫过桌面。笔筒里的笔朝同一个方向,茶杯的把手朝右,桌角那摞旧档案换成了1943年的。他在查。查她整理过的那些文件。她收回目光,等他取文件回来。
“沈小姐,这份文件很重要吗?”他把文件递给她,随口问了一句。
“还好。顾局长要看。”
“嗯。”他点了点头,没有再多问。她拿了文件,说了谢谢,走了。走出档案室的时候,她的后背绷得很紧。
她知道他在看她。那道目光像一根蛛丝,黏在她的背上,轻得几乎没有感觉,但她知道,它在。她继续走,没有回头。
顾明慎开始布局了,他没有告诉沈静言具体怎么做,但她能感觉到。
他加班的次数多了,有时候她七点走,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
有时候她早上来,看到他的车已经停在楼下了。
他在写东西。不是文件,不是报告,是信。用钢笔,写在那种薄薄的、容易折的信纸上。
写完之后,他不锁在保险柜里,而是放在办公桌上,用一摞文件压着,露出一角。小周每晚都加班。
她知道,因为他办公室的灯亮着。他也知道,因为他办公室的灯亮着。
他在等小周来翻他的桌子。等小周把那封信拿走,拍下来,交给渡边。
第一封信,是写给重庆的一个人的。那个人不存在,是他编出来的。信里说,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日本人在准备撤退,他需要一笔钱,打通关系,离开上海。信的最后,他写了一句:“我在财政局的位置,还能撑一段时间。如果撑不住了,我会把手里的一切交给你。”
这封信在小周的桌上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它还在顾明慎的桌上,还是被一摞文件压着,露出一角。
但沈静言注意到,那一角的位置变了。昨天朝左,今天朝右。
小周翻过了。拍了照,放回去,不留痕迹。但他忘了那一角的方向。
第二封信,是写给一个叫“老张”的人的。信里说,他手里有一批军统方面的情报,关于日军在上海的物资储备。如果重庆方面有兴趣,他可以提供。代价是一笔钱和一个离开上海的机会。这封信也在小周的桌上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它还在,但那一角的方向又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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