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2章 弃子

贾仁义的手机上只收到一行信息。

没有称呼，没有落款，没有任何可以追溯来源的标识。

这条信息就像从虚空里凭空浮现，沉默地占据了他手机屏幕的中央，在凌晨四点十七分这个城市最安静的时刻。

他盯着这行字，瞳孔缓缓收缩，感觉握手机的手指有些疼。

“与李国栋切断一切联系，让他抗住所有的，切记。”

他认得这个号码。事实上，这个号码从未存在过他的通讯录里，却在他职业生涯的几次关键节点，像幽灵一样浮现，下达完指令后便再次沉入虚无。他从未见过号码的主人，不知道对方是男是女，甚至不确定“那个人”是否真实存在——也许只是一个代号，一个邮箱，一个永远无法拨回的虚拟端口。

但指令从来清晰，从来准确，从来不容置疑。

并且，从来，意味着弃子。

贾仁义慢慢放下手机，没有回复。他知道这条信息不需要回复，也不需要确认。发送者不需要知道接收者的反应，就像棋手不需要询问被吃掉的棋子是否愿意离场。

他坐在宽大的办公椅里，面对着窗外尚未破晓的浓稠夜色。办公室里没有开灯，只有电脑显示屏待机时明灭的呼吸灯，将他的面孔映照成一具不断隐现又消失的浮雕。

李国栋。

这三个字在他舌尖反复碾磨，像一粒硌在牙缝里的沙。这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人，是他安插在环保执法大队的一枚铁钉。十二年了，李国栋从普通科员做到大队长，帮他处理过多少“麻烦”，摆平过多少投诉，在多少份本应立案查处的污染报告上签下“经核实，未发现异常”。他甚至记得李国栋女儿考上大学那年，自己以个人名义送的那个红包——整整两万现金，李国栋推辞了三次才收下，眼眶红红地说“贾局长，您对我的恩情，我这辈子记着”。

恩情。

贾仁义嘴角微微扯动，那个弧度在黑暗中很难说是苦笑还是嘲讽。

恩情这种东西，在真正的危机面前，不过是捆绑弃子的绳索。他即将亲手把这条绳索的另一端交给警方，然后告诉李国栋：你该上路了。

他打开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取出一部专用的加密手机。没有立即拨号，只是看着屏幕上那行冰冷的待输入栏。

凌晨四点二十分。城市尚未苏醒，但有些人已经彻夜无眠。他想起昨晚张振华打来的那个电话——那是王海被警方带走后不到半小时。张振华的声音出奇平静，平静得像暴风雨来临前一样。

“王海进去了。”张振华说，“他手里可能有东西。”

“什么东西？”

“不知道。但以我对他的了解，他当了二十年副职，去年才扶正。这种压抑了太久的人，一旦崩溃，会倒出比他实际知道的多得多的东西。”

贾仁义沉默了很久。然后他说：“那李国栋呢？”

张振华没有回答。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现在，他得到了来自更高层的确切无疑的指令：弃掉李国栋。让他成为挡在所有人前面的那堵墙，扛下所有的污水、所有的指控、所有的罪责。

他需要打一个电话。

贾仁义开始拨号。手指在数字键上移动得很慢，每一个按键都像被无形的阻力阻挡着。这不是犹豫，是某种近似于仪式感的拖延——打完这个电话，他与李国栋之间十二年编织的那张网，就要亲手撕成碎片。

电话响了三声，被接起。

“贾局长？”李国栋的声音带着睡意被惊醒后的沙哑，但更多的是警觉。凌晨四点接到上级电话，没有人会天真地以为是临时通知开会，“出什么事了？”

贾仁义听着这个声音。十二年前，李国栋还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科长，第一次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紧张得把茶杯碰翻，茶水洇湿了桌上的文件。他当时笑着说了句“小李，别紧张”，还亲手给他递了纸巾。那一刻李国栋眼里有感激，有敬畏，还有某种在体制内挣扎向上的年轻人特有的、近乎卑微的渴望。

他抓住了那渴望。也利用了那渴望。

“国栋，”贾仁义开口，声音平稳得连他自己都感到陌生，“最近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异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李国栋显然在消化这个突如其来的泛泛而模糊的问题。

“异常……”他斟酌着措辞，“您是指哪方面？”

“任何方面。”贾仁义说，“比如，队里有人打听红旗厂的执法记录？或者，有人试图调阅早期的检测档案？再或者，你身边的人有没有……表现出什么不寻常的举动？”

李国栋的呼吸声变得重了一些。

“贾局长，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他声音压低，“昨天我听说，河道巡查队的王海被警方带走了。他跟咱们这边……交集不多吧？”

贾仁义没有回答。他听着话筒那边李国栋逐渐粗重的呼吸声，知道对方正在从自己异乎寻常的沉默中，捕捉到某种不祥的征兆。

“国栋，”他再次开口，语气里带上了一丝刻意为之的疲惫和无奈——这是最好的铺垫，为接下来的所有话语建立合理性，“你我共事这么多年，有些话，本不该由我来说。”

他顿了顿。

“但眼下这个局势，你也看到了。陈远山那边咬得很紧，省里也在关注。王海进去了，他说了多少，说了什么，我们现在无从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一旦供出红旗厂那条线的排污点，接下来会查谁、会审谁、会指向谁——你比我清楚。”

李国栋沉默了更久。

然后，李国栋的声音传来，“贾局长，您……是想让我做什么？”

这句话里没有任何质问，没有任何愤怒，甚至没有多少意外。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等待宣判的平静。李国栋在环保系统待了二十多年，他太熟悉这种“谈心”的前奏——上级夜半来电，语气沉重，欲言又止。接下来就是“组织相信你”“希望你能顾全大局”“暂时的委屈我们会记住”。

他听过太多次。只是从未想过，有朝一日，那个被要求“顾全大局”的人，会是自己。

贾仁义闭上眼睛。黑暗的眼皮内侧，浮动着无数破碎的画面。李国栋第一次到他家拜年时拎的两瓶酒、李国栋在红旗厂污染事件协调会上替他挡掉记者刁难时的敏捷反应、李国栋得知女儿被省城重点大学录取后第一个给他报喜时的激动声音……

这些画面像老式胶片，在他闭阖的眼睑上一帧帧划过，然后被整齐地投入火焰。

“国栋，”他的声音很轻，“有些事情，总要有人承担。你明白我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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