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章 五十七章

她上楼，进了阁楼，关上门。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鼹鼠。谁？她在脑子里把认识的人一个一个地过。

王美珍？不像。她话多，但胆子小，不会做那种事。

孙处长？有可能。他跟日本人走得近，骑墙派，两边都不得罪。

如果有一天风向变了，他会倒向哪一边？她不知道。

渡边？不可能。他是日本人，不是鼹鼠。鼹鼠是藏在内部的人，是叛徒。老陈就是因为这个人死的。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在枕头里。枕头是凉的，但她的脸是烫的。

她想起老陈。老陈在破庙里抽烟的样子，他削苹果的样子，他说“丫头，你是最好的”的样子。

他死的时候，喊了一句“中国共产党万岁”。他不知道喊这句话的时候，叛徒在不在听。也许在，也许不在。

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一件事：她要找到这个人。替老陈找到他。

第二天，沈静言去上班的时候，经过一楼大厅。长椅上的便衣换了一个人，是个年轻男人，穿着西装，翘着二郎腿，在看一本杂志。她没有看他，径直上楼。

桌上放着一杯茶，白瓷的，已经凉了。她端起来喝了一口，凉意从喉咙一直蔓延到胸口。然后她坐下来，打开笔记本。今天要做的事很多。

物资处的文件要整理，特务机关的报告要写，还有——她要留意每一个人。每一个接近她的人，每一个知道她身份的人，每一个可能在背后捅她一刀的人。

她不知道这个人是谁。但她知道，他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她，等着她犯错。她不能犯错。

下午，她去给顾明慎送文件。他不在办公室。她把文件放在桌上，转身要走。然后她看到了那个相框——林晚的照片。

她站在那盆茉莉花旁边，笑得很淡。她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林晚。顾明慎的妻子。中共地下党员。

1940年被捕牺牲。她是被谁出卖的？也是鼹鼠吗？她不知道。但她知道，如果林晚还活着，她一定也在找这个人。她一定也像她一样，在深夜里睁着眼睛，想：谁是鼹鼠？

她走出办公室，轻轻带上门。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她坐下来。窗外，梧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晃。光秃秃的，像一根根手指，指着灰蒙蒙的天。

她看着那些枝丫，想起老周说的话——“内部可能有叛徒。老陈牺牲前曾传递出‘鼹鼠’二字，但来不及说明。”老陈来不及说明。他只能留下两个字。

鼹鼠。她不知道这两个字够不够。但她知道，她一定要找到这个人。不是为了老陈，是为了那些还在黑暗中等待的人。为了书生，为了林晚，为了每一个在狱中不开口的人。为了那些还没有暴露的同志。为了她自己。

她低下头，继续写工作日志。字迹工工整整，和平时一样。但她的脑子里，一直在转着一个词——鼹鼠。

那天晚上，沈静言没有睡。她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把老陈被捕前后的每一个细节都想了一遍。

1943年8月，老陈最后一次跟她接头。在茶馆里，他教她“断线”的规矩。“如果有一天你发现我断了，三天之后，撤。”

三天后，晨报的暗号消失了。她去虹口的书店，看到了那盆枯萎的茉莉花。老陈被捕了。谁出卖了他？她不知道。但她知道，这个人一定知道老陈的身份、老陈的联络点、老陈的接头方式。

这个人，是老陈身边的人。

也许是她的同志，也许是她的上线，也许是她的下线。也许是她认识的人。也许就是她每天见到的人。

她坐起来，从枕头下面摸出那支口红。他给她的那支。她拧开盖子，看着那抹深红色。在月光里，它显得很暗，像干了的血。

她想起他说：“如果有一天，你被跟踪了，跑不掉。”她不怕跑不掉。她怕的是，出卖她的，是她信任的人。她闭上眼睛。老陈的脸在黑暗中浮现。

他蹲在门槛上抽烟的样子，他削苹果的样子，他说“丫头，你是最好的”的样子。他在最后一刻，传递出“鼹鼠”两个字。他不知道这两个字能不能送到。他也不知道，收到这两个字的人，能不能找到这个叛徒。他只知道，他必须说出来。哪怕只说两个字。

她睁开眼睛，把口红放回枕头下面。然后她躺下来，盯着天花板。天花板上的裂缝还在，弯弯曲曲的，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看着那条裂缝，想起老陈说过的话：等阳光照进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一片阴湿的地方，已经被你染绿了。她不知道阳光什么时候来。但她知道，在那一天到来之前，她要找到鼹鼠。她要替老陈找到他。

窗外，月亮升起来了。很圆，很亮，把整个阁楼照得银白一片。她看着那片月光，把“鼹鼠”这个词又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鼹鼠。她一定要找到他。

苏曼君的邀约是在一个下雨的晚上送到的。

沈静言正在阿婆家吃晚饭，有人敲门。阿婆去开了，回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沈姑娘，有人送来的。”信封是白色的，没有署名，只写着“沈小姐亲启”。她打开，里面是一张卡片，上面只有一行字：“今晚十点，百乐门化妆间。白玫瑰。”

阿婆看着她。“沈姑娘，谁送来的？”

“一个朋友。”

“这么晚了，还出去？”

“嗯。有点事。”

阿婆没有再问。她站起来，走到灶台前，从锅里盛出一碗汤，用棉布包好，递给她。“带上。路上喝。天冷。”

沈静言接过汤碗，手心里暖了一下。她上楼换了衣服——深蓝色的旗袍，还是那件。头发盘起来，用铜簪子别住。手包里放着那把剪刀和那支口红。她想了想，又把那枚银叶子的胸针别在衣领上。顾明慎给她的，窃听器。她不知道今晚用不用得上，但带上总比不带好。

走出弄堂的时候，雨还在下。不大，细细密密的，像有人在天上撒盐。她撑着伞，往百乐门的方向走。街上没什么人，路灯在雨里晕成一团一团的黄光，像一只一只困在水里的萤火虫。

她走得不快不慢，鞋踩在湿漉漉的石板路上，发出轻微的啪嗒声。拐过两条街，她停下来，假装在系鞋带。

余光扫过身后——没有人。她又走了一段，又停下来，假装在看橱窗。还是没有人。苏曼君约她，没有派人跟着她。也许她信任她，也许她不需要。

她不知道。但她知道，今晚的见面，不会只是喝咖啡。

百乐门的霓虹灯在雨里显得很暗，红的、绿的、蓝的，晕成一团一团的颜色，像一幅被水泡过的画。

门口站着两个门童，穿着红色的制服，帽子歪戴着，在雨里打瞌睡。她走进去，大厅里没什么人。

舞池空着，灯光暗着，乐队的谱架还立在角落里，乐谱散了一地。空气里有一股隔夜的烟味和酒味，混着地毯的潮湿气，闷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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