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0章 番外：书生（周文媛）

周文媛不记得自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恨那个家的。

也许是父亲把她许给隔壁村屠户儿子的那天，也许是母亲在她耳边说“你是姐姐，弟弟们读书要紧”的那天，也许更早——早到她第一次拿起书本，被母亲一把夺过去，说“女孩子家读书有什么用”的那天。

她生在浙江绍兴一个没落的书香门第。祖父是前清的秀才，民国以后没了功名，在家设馆教书。

父亲没考上什么功名，靠着祖上几亩薄田和镇上一个小杂货铺过活。

她上头两个姐姐，都嫁了人，嫁的是镇上做小买卖的，日子过得紧巴。

她底下三个弟弟，大弟比她小三岁，小弟比她小八岁。母亲说，家里就指望这三个男娃了。

周文媛从小就聪明，过目不忘。祖父在书房里教弟弟们念《三字经》《百家姓》，她躲在门后听，听一遍就记住了。

祖父发现了，叹息说可惜了，生错了胎，她不明白什么叫生错了胎。

她只知道自己想读书，想得发疯。可家里没钱供她读书。

祖父在的时候还能偷偷教她几个字，祖父死后，连那点念想都没了。

她十二岁那年，母亲把她叫到跟前说，隔壁王屠户家的儿子看上了你，人家愿意出二十块大洋的聘礼。

二十块大洋，够大弟交一年的学费了。她说不嫁，母亲扇了她一巴掌。

那巴掌不重，但把她的眼泪扇出来了，她不是疼，是委屈，她把那二十块大洋的事记在心里，记了三年。

十五岁那年，她逃了。那天傍晚，夕阳红得像摊在灶台上的鸭蛋黄，她从后院翻墙出去的，翻墙的时候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板上，磕破了皮，血顺着小腿往下淌。

她没管，爬起来跑了。她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她只知道她不能嫁那个屠户的儿子。

那个人她见过，黑脸，壮实，胳膊比她大腿还粗，笑起来满嘴黄牙，她不想跟他过一辈子。

她沿着河堤走，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杭州。她在杭州举目无亲，身上只有母亲给弟弟们做棉袄剩下的几毛钱，买了两个烧饼，全吃完了。

她蹲在西湖边，看着那些游船画舫，看着那些穿着旗袍的太太小姐，她跟她们不一样。她们生下来就有人铺路，她生下来就是给别人铺路的。

她在杭州找不到活干，年纪小，没力气，没手艺。饿了两天，她去了上海。

上海比她想的更大，也更冷。她在闸北的纱厂找到一份工，童工，一天十二个钟头，一个月三块钱。

她住厂里的宿舍，十几个人挤一间，夏天热得睡不着，冬天冷得睡不着。她不在乎，她能忍。

她把省下来的钱买了纸和笔，下了工趴在床上写字，她写她的名字——周文远。

当初母亲怀她的时候，天天都要吃辣的，大家都以为会是个男丁，便早早定下了这个名字，没想到出生后竟然是个女娃，名字也没改。

她想了想，然后划掉“远”字，改成了“媛”。她写弟弟们的名字——周文翰、周文轩、周文博。她写母亲，写父亲，写那个没嫁成的屠户儿子。

她不恨他们了。她只是不想活成他们想要的样子。

纱厂里有一个女工，姓陈，比她大几岁，戴一副圆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像教书先生。

她发现周文媛在纸上写字，凑过来看了一眼，她认出了那几个字。她问她认不认得别的字，她说认得一些，祖父教的。

陈姐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本书给她。那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纸张粗糙，油墨味儿刺鼻，封面上印着几个字——《共产党宣言》。

周文媛第一次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人，他们不分男女，不分贵贱，不分读书人和不读书的人。

他们要推翻这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在那个新世界里，女人不用被卖给别人做老婆，弟弟们不用靠姐姐的聘礼才能读书。她信了。

一九三二年，她加入中国共产党。陈姐是她的介绍人。

宣誓那天，她们在一间破旧的阁楼里，没有党旗，没有誓词，只有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陈姐说，你愿意把这条命交出来吗？

周文媛说愿意。陈姐说，那你就不是周家的女儿了，你是党的女儿。

周文媛把那本《共产党宣言》压在枕头底下，每天下了工翻两页，认那些字，认那些道理。

后来陈姐调走了，她接替了陈姐的工作，做交通员。她也不再是那个从绍兴逃出来的小姑娘了。

她学会了化妆，学会了伪装，学会了在街头巷尾用报纸的折痕当暗号，在茶馆用茶杯的摆放当暗号。

她教过沈静言这些。她跟沈静言坐在法国公园的长椅上，肩并肩，各看各的报纸，低声说话，声音低得像风。

沈静言叫她书生。她不笑，沈静言也没见过她笑。

她们不笑，不是因为不会笑，是因为没空笑。那些年，上海的天一直是灰的。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四日，她被捕了。情人节，她这辈子没过过情人节。

她不知道那是个什么节，洋人的节，跟她没关系。

那天下午，她去法租界一家书店取一份文件，出来的时候看到街对面站着两个穿灰色棉袍的人。

她转身进了一条小巷，跑了几步，身后有人喊站住，她没停。枪响了，子弹打在墙上，第二枪打中了她的腿。

她倒下了。他们从她身上搜出了一本书，一本《约翰·克利斯朵夫》，扉页夹层里有一份名单。他们把她拖进车里，拖进地下室，绑在椅子上。

那盏灯一直亮着，她睁不开眼。他们问她，名单上的七个人是谁。她不说。他们打她，用皮鞭，用老虎凳，用竹签钉进她的手指。她不说。

他们是第几天拔她指甲的，她记不清了。疼，很疼，疼到她想把舌头咬断，疼到她想把命交出去。她没交。

她想起母亲，想起母亲说“你是姐姐，弟弟们读书要紧”。她想起那二十块大洋，想起那巴掌，想起那个黑脸屠户的儿子。她想起祖父，祖父说“可惜了，生错了胎”。她没错，她只是生错了时代。这个时代快过去了。她等不到新时代了。

三月二日，他们把她从地下室里拖出来。院子里的天灰蒙蒙的，没有太阳，也没有月亮。

她被架着靠在一面砖墙上，腿站不住了，整个人往下出溜，他们用麻绳把她拦腰绑在那根铁柱子上。

行刑官问她还有什么要说的，她用那只还能动的手，从地上捡起一块碎砖。手使不上劲，掉了。

她再捡，抓住了。她在墙上刻字，指甲早就没了，手指头光秃秃的，血糊糊的，磨着那面粗糙的水泥墙。

她刻得很慢，一笔一划的，歪歪扭扭的，但每一个字她都认得。那是文天祥的《过零丁洋》。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她刻完了，枪响了。

周文媛，一九一四年生，江苏常州人，一九三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四五年三月二日牺牲于上海虹口日本宪兵队本部。

墙上的那些字，后来被雨水冲淡了，看不清了。但那面墙还在，那行字还在，在那个院子里，在那些没有名字的野草底下，在那些被人踩碎又被风吹散的砖屑里。

她叫周文媛，不是周文远。文媛，文雅的女子。

她这辈子不曾文雅过，她从翻墙逃婚的那天起，就注定不是一个文雅的女子。

她把那条命交出去了，交得干干净净，一点没剩。

“她说她是周文媛，文雅的女子。就算她不说，我也知道是文雅的意思。”

——沈静言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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