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3章 上班

这已经是儿子失踪的第二天了。

或许，用“失踪”这个词已经不合适。

陈远山心里清楚，那冰冷的河道，那漆黑黏腻的淤泥，那在泵房深处消失的身影……生还的希望，渺茫得像暴雨夜河面上最后一点破碎的泡沫。

但他固执地甚至是机械地，依然使用着“失踪”这个字眼。

仿佛只要这个词还在，那根连接着父子之间牵引着生死的线，就还没有彻底崩断。

他像往常一样，早晨六点半准时起床。

镜子里的人，眼窝深陷，皱纹像刀刻般一夜之间深了许多，两鬓的白发似乎又添了几分。

他仔细地刮了胡子，用冷水一遍遍拍打脸颊，直到皮肤传来刺痛感，驱散了些许盘踞在眼底的猩红和浑浊。

他换上那件半旧的藏青色夹克——儿子陈锋去年给他买的说他穿着精神。然后，提起那个用了多年的黑色皮质公文包，里面装着的，不再是寻常的文件，而是一些他自己整理的关于红旗厂、关于JY公司、关于潺河历年“意外”的剪报、笔记，以及儿子陈锋生前最后几次与他通话时，那些欲言又止被他反复咀嚼琢磨的片段。

他没有请假。也没有向任何人主动提起儿子的“失踪”。

他只是像过去几十年里的每一个工作日那样，走出家门，穿过开始喧闹起来的家属院，走向那栋庄严而略显陈旧的大楼——政协的办公地。

他是副主席，一个在许多意义上已经“退居二线”、但余威和关系网仍在的职位。

走进大楼，门卫老赵习惯性地点头问候：“陈主席，早。”目光在他脸上多停留了半秒，似乎想从他平静无波的表情下看出些什么。楼里碰到的同事，无论是平级的还是下属，也都如常打着招呼，只是那声“陈主席”后面，似乎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停顿，眼神里混合着同情、探究，或许还有一丝事不关己的疏离。

有些消息，在这个圈子里，传得比风还快。

陈远山没有在意这些目光。他不需要扮演什么坚毅不屈的父亲，也不需要刻意展示悲痛。他就是他，一个尚在工作岗位上的老同志，一个刚刚遭遇巨大不幸、却还不能让自己倒下的父亲。

悲痛是私人的，像一块烧红的铁，烙在心底最深处，只能自己咀嚼、吞咽。

而战斗，才刚刚开始。他不能让情绪干扰判断，不能让悲伤削弱力量。儿子用命换来的线索，他必须接住，必须让那些躲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付出代价。

他的办公室在五楼，朝南，宽敞，采光很好。

桌上摆着一盆绿萝，长得郁郁葱葱，是陈锋上次来看他时顺手浇的水。

陈远山在宽大的办公椅里坐下，没有立刻处理桌上堆积的、其实无关紧要的文件。

他先拿起内线电话，拨通了秘书的号码。

“小周，今天上午的调研座谈会，我身体不太舒服，请个假，让李副主席主持一下。下午那个书画展的开幕式，也帮我推了。今天上午我不见客，有文件放门口就行。”

“好的，陈主席。您……多保重身体。”秘书小周的声音里带着关切，但也很知趣地没有多问。

放下电话，陈远山从公文包里取出那些资料，铺在桌面上。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尘埃在光柱中飞舞。他的目光，一遍遍扫过那些熟悉又刺眼的名字：张振华、贾仁义、李国栋、JY公司、红旗厂、潺河泵房……每一个名字后面，都可能藏着致儿子于死地的黑手。

他需要做的，不是像小刘他们那样冲锋陷阵、搜集证据。他需要做的，是运用自己几十年积累下的政治智慧和人脉网络，为前方的调查扫清障碍，施加压力，甚至在关键时刻，撬动更高层面的力量。

他拿起另一部不常对外使用的手机，翻看着通讯录。里面的人名，有些已经多年未曾联系，有些位高权重，有些则和他一样，渐渐淡出权力中心，但影响力仍在。

第一个电话，他打给了省纪委的一位老同学，如今是某巡视组的组长。电话接通，寒暄过后，陈远山没有绕弯子：“老徐，有件事，可能得麻烦你留意一下。潺河市红旗染化厂，还有那个搞环保设备的JY公司，最近风评似乎不太对劲，牵扯到一些陈年旧案和环境污染问题，可能……背后有点复杂。你们巡视组如果近期有相关计划，或者听到什么风声，方便的话，帮我多关注一下。特别是他们跟地方上某些干部，走得是不是太近了点。”

电话那头的老徐沉默了几秒，显然听出了弦外之音：“老陈，你……是不是听到什么了？跟你们家陈锋……有关？”陈锋在纪委系统工作，老徐是知道的。

“有点关联。”陈远山没有否认，语气沉重，“孩子年轻，可能不小心碰到了不该碰的东西。现在人……还没找到。我这当父亲的，不能干等着。”

“明白了。”老徐的声音也变得严肃起来，“这事我会记在心上。有情况，我们通气。”

第二个电话，他打给了省公安厅一位已经退下来、但门生故旧遍布系统的老领导。他没有直接提案子，而是以请教和关心的口吻，聊起了当前社会治安和基层执法环境，不经意间提到了“有些地方企业势力膨胀，甚至可能干扰正常执法、包庇犯罪”的现象，并“恰好”举了红旗厂和潺河市环保局作为例子。老领导在公安系统干了一辈子，嗅觉何其敏锐，立刻明白了陈远山的指向，沉吟片刻后，说：“远山啊，有些事儿，急不得，但也软不得。证据是关键，程序是保障。下面如果遇到阻力，该反映就要反映，该往上捅，也得有技巧地捅。我这把老骨头，说几句话，还是有人听的。”

第三个电话，他打给了省报业集团的一位老部下。他没有要求发稿，只是“闲聊”中提到了当前舆论监督的重要性，尤其是一些关乎民生民本、可能涉及地方保护主义的环境污染事件。“记者同志不容易啊，有时候为了真相，冒着风险。咱们做媒体的，该撑腰的时候，得撑腰。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报道，该发就得发，不能因为某些压力就退缩。”

老部下心领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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