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阿霞19
“霞光基金会”成立的消息很低调，但圈内震动。
注册资金五千万，全部来自阿霞个人。章程第一条就写明：专项救助被拐卖妇女及儿童，不设地域限制，不设救助上限，但设审核标准。
标准很严：必须提供立案证明或公安机关出具的受案回执；必须配合法律程序；必须接受心理评估和职业培训；最重要的是——必须签署承诺书，承诺获救后不会返回被拐地，不会与加害者“和解”。
最后一条引发了争议。有媒体评论：“基金会是否干涉过多？受害者有权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阿霞接受了唯一一次采访回应：“这不是干涉，是保护。数据显示，返回被拐地的受害者，二次受害率高达67%。我们提供的是救命稻草，不是情感绑架的绳索。要救助，就要按我们的规则来。”
基金会的运作完全商业化。有专业团队：律师、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安保人员。救助流程标准化：接案评估、法律援助、安全转移、心理重建、技能培训、就业安置。每个环节都有SOP（标准作业程序），每个案例都有编号归档。
第一个月，接了十七个案子。最远的一个在新疆，女孩被拐卖到山里五年，生了三个孩子。基金会律师团队飞去当地，联合公安机关，花了两个月才把人救出来。
女孩被送到省城的庇护所时，浑身是伤，眼神呆滞。心理评估显示重度抑郁和创伤后应激障碍。
“她想见孩子。”心理治疗师汇报，“说舍不得...”
“不见。”阿霞在文件上签字，“安排她去海南的康复中心，换环境，切断一切联系。孩子那边，如果男方家庭愿意养，我们监督；不愿意，送福利院。但母子不能见面。”
“会不会太残忍了？”
“残忍？”阿霞抬眼，“让她见孩子，然后呢？心软留下？再过五年，又来求助？周医生，我们是救人的，不是制造循环悲剧的。”
女孩在康复中心待了半年，渐渐恢复。基金会资助她学了美容技术，现在在广州一家美容院工作，月薪八千。她寄来感谢信，说：“谢谢你们当时没让我见孩子。现在我知道了，那不是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阿霞把信放进档案，没有回信。
基金会的存在，像一面镜子，照出了许多人不愿直视的真相。其中最刺眼的，是那些“寻母孩子”的愤怒。
抖音上出现了一个话题：#被拐母亲，你的孩子恨你#。
一个ID叫“寻母二十年”的用户发视频，泪流满面：“我妈被拐到山里，生下了我。后来她跑了，再也没回来。我今年二十五岁，从小被人叫‘没娘的孩子’。我想问她：你就那么狠心吗？我是你身上掉下来的肉啊！”
视频获得百万点赞。评论区群情激奋：“这些女人太自私了！”“生了孩子就跑，配当妈吗？”
紧接着，更多类似视频出现。有男孩举着母亲年轻时的照片，在村口哭喊；有女孩发长文，说母亲逃跑后，父亲酗酒家暴，自己从小受苦；还有个中年男人，说他母亲三十年前被拐，二十年前逃跑，去年肝癌晚期想见他最后一面，他拒绝了。“她抛弃我的时候，就该想到有今天。”
舆论开始分化。有人同情这些孩子，有人质疑：“你们父亲买女人的时候，怎么不骂？”
战火很快烧到霞光基金会。有人扒出基金会的“不返回”条款，大骂：“就是你们教唆母亲抛弃孩子！你们拆散家庭！”
阿霞的微博被攻陷，私信里满是诅咒。公司前台收到匿名包裹，里面是带血的布娃娃。
“要不要发声明？”公关总监问。
“不发。”阿霞继续看财报，“让他们闹。”
“可是影响公司声誉...”
“真正做事的机构，不需要讨好所有人。”阿霞合上电脑，“通知法务部，收集证据。诽谤超过五百转发的，起诉。”
一周后，霞光基金会的官网发布了一篇长文，没有情绪，只有数据。
文章第一部分：被拐妇女的生存现状分析。数据显示，留在被拐地的妇女，平均寿命比正常女性低8.3岁，患病率高62%，遭受家庭暴力比例87%。
第二部分：“寻母孩子”的抽样调查。基金会随机联系了五十个发布寻母视频的用户，愿意接受匿名访谈的只有十二个。访谈发现：其中九人知道父亲是买主，但选择美化父亲“老实人”形象；十一人对母亲的遭遇毫无了解，甚至认为“嫁谁不是嫁”；所有人将自身不幸归因于母亲离开，而非父亲犯罪。
第三部分：法律条文。《刑法》第二百四十条，拐卖妇女儿童罪；第二百四十一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附最高人民法院典型案例：收买者被判刑三年。
文章最后写道：“我们理解每一个孩子的痛苦。但痛苦需要正确的归因。你的母亲是受害者，你的父亲是犯罪者。你可以选择不原谅母亲，但请先起诉父亲。”
这篇文章如冷水泼进油锅。支持者称赞基金会敢说真话，反对者骂得更凶。但奇妙的是，寻母视频突然少了一大半——那些博主删视频了。
阿霞知道为什么。真正想寻母的，会联系基金会求助；那些博眼球蹭流量的，怕被起诉。
舆论战告一段落，但现实中的救助还在继续。基金会成立一年，救助了二百三十七人，帮助其中一百九十一人提起刑事诉讼，为六十四人提供了职业技能培训和工作岗位。
数字很干，但每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重新开始的灵魂。
山村的变化是缓慢的，但确实在发生。
村小学新来的老师是大学生村官，教孩子们法律常识。有孩子举手：“老师，我爸说我妈是买来的，这犯法吗？”
老师答：“犯法。买卖人口是重罪。”
孩子回家问父亲，父亲一巴掌扇过去：“胡说八道！”
但夜里，那个父亲睡不着了。他想起二十年前，花八千块从人贩子手里买来的女人。女人跑过三次，最后一次被他打断腿。后来她老实了，生了两个儿子，前年胃癌死了。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我恨你。”
他从来没当回事。女人嘛，打服了就听话了。但现在儿子问他：“爸，你犯法了吗？”
他答不上来。
类似的事情在村里悄悄发生。年轻人出去打工，见识了外面的世界，回来会问老人：“当年咱村买媳妇，真的不对吧？”
老人嘴硬：“那时候都这样...”
“都这样就是对的吗？”
没人能回答。
王二串的觉醒来得更直接些。儿子王念恩六岁那年，在学校被同学欺负：“你爸是买人犯！”
孩子哭着回家问：“爸，什么是买人犯？”
王二串如遭雷击。他这些年努力做个好丈夫、好父亲，在省城安家，有正经工作，以为过去真的过去了。但过去从未过去，它变成了儿子脸上的眼泪。
那天夜里，他去了派出所。
“我想自首。”他对值班民警说，“二十年前，我买了个女人。她叫李霞。”
民警查了记录：“这个案子已经处理过了，当事人不予追究。”
“她不追究，但我有罪。”王二串拿出存折，“这是我这些年的积蓄，三十万。能不能...能不能捐给受害者救助基金？”
手续办了三天。钱捐给了霞光基金会，匿名。但阿霞看到了捐款记录——账户名王二串，备注只有三个字：对不起。
她让财务退了回去，附言：“基金会不接受加害者捐款。请用这笔钱教育你的孩子：什么是罪，什么是罚。”
王二串收到退款，在银行门口坐了整整一下午。最后他把钱存进了儿子的教育基金，合同上写：“用于王念恩学习法律专业。”
二婶的报应来得更隐蔽。她的眼睛越来越差，去年彻底失明了。医生说，是心因性视力障碍。
她常梦见阿霞。梦见那个雨夜，阿霞浑身湿透地跑进她家，求她放她走。她说：“女子，认命吧。”然后亲手关上了门。
梦醒了，眼前一片黑暗。她知道，这是老天爷给她的惩罚——让她永远看不见光明，就像她当年，对别人的苦难视而不见。
村主任老王退休后，被返聘为村史馆顾问。整理资料时，他发现了一份泛黄的会议记录：十九年前，村委会讨论“李霞逃跑事件”，决议是“劝说留下，实在不行让家人拿钱赎人”。
他盯着那行字，手开始抖。当时他觉得这是“两全其美”——既顾全了王二串家的困难，又给了阿霞出路。现在他明白了：这是帮凶。
他把那份记录放进了“警示教育展区”，在旁边注释：“这是集体作恶的证据。我们曾经以为自己在做好事，实际上在犯罪。”
后来有记者来采访，问他对霞光基金会怎么看。老王对着镜头，老泪纵横：“我支持。我们村...我们村欠那些女人太多了。如果有需要，我愿意去作证，去认罪。”
这段采访没播出来——记者觉得老人太激动，言论“不够正面”。但老王把这段话录了下来，放给每个来村史馆参观的人听。
“要记住，”他说，“错了就是错了，不能因为穷，不能因为‘大家都这样’，就变成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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