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安娜不嫁王贵11
前世安娜清晰的记得自己在厂区里站了很久，久到下班铃响了，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走出来。
有人跟她打招呼，她机械地点了点头，脚却一步也迈不动。只有她知道自己有多绝望。
那天晚上她回到家。
王贵坐在饭桌旁，脸上带着一种她永远忘不了的表情。不是心虚，不是愧疚。是满意。
像是一个下棋的人，看到对手终于走投无路了，露出的那种笃定的、早有预料的满意。
安娜看着他，忽然什么都明白了。
“是你找胡副厂长打的招呼。”
不是问句。
是陈述。
王贵的筷子顿了一下，然后继续夹菜：“什么打招呼？俺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胡副厂长是你表叔的同乡。你去找他了。”
王贵放下筷子，看了她一眼。那一眼里有防备，有算计，还有一丝极其微弱的、连他自己都不愿意承认的心虚。
“安娜，”他说，语气又变成了那种语重心长的调子，“俺是为你好。你想想，你考上了去外地上学，家里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咱们家好不容易在城里站住脚——”
“你怕我比你更强，比你厉害。”
她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王贵的脸色变了一下。他端起碗，低头扒饭，不再说话。
安娜没有再说什么。她走进卧室，关上门，在黑暗中坐下。
她坐在窗前，看着窗外渐渐亮起来的天，心里有什么东西在一点一点地碎掉。不是爱情，不是信任，是对这个人的最后一丝幻想。碎到最后，只剩一片冰冷的、坚硬的、不会再被任何人动摇的东西。
少女时代的梦想，就这么死在了那个秋天。
而她最恨的，不是王贵关掉了她的灯，不是他把孩子塞到她怀里，不是他搬来她母亲压她，甚至不是他断了她报名的路。
是他从来没有，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瞬间，想过她失去的是什么。
他不心疼她。
他不觉得她值得心疼。
安娜睁开眼睛。
窗外的雨还在下。她翻了个身，把枕头底下那封没拆的信拿出来，看也没看，撕成两半，扔进废纸篓里。
她不需要他的解释。前世的那些账，她早就在心里记清楚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她需要的不是他的道歉。是他永远从她的生活里消失。
但是等等——仅仅消失还不够。
前世的王贵能够留在上海，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娶了她。上海户口、弄堂里的房子、本地的关系网，全是他靠着“安家女婿”这个身份拿到的。没有她，他在上海那个地方，连个放脚的地方都没有。
这一世，她没有嫁给他。
那么——
安娜从床上坐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被雨水冲刷得干干净净的梧桐叶。
嘴角动了一下。
一个念头像闪电一样划过脑海。
十一月末，青岛下了一场小雪。
海边的雪留不住，落到地上就化了，和沙子混在一起，变成灰扑扑的泥浆。海风倒是更冷了，刮在脸上像钝刀子割肉，生疼生疼的。
安娜坐在厂阅览室里，面前摊着一本工艺手册，但她的心思不在上面。
她在写一封信。
信纸是厂里最普通的那种信笺，抬头印着“国营青岛第六纺织厂”的红字。她用左手写——她左右手都能写字，只是左手写出来的字迹不太一样，歪歪扭扭的，像是另外一个人写的。
她写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地斟酌。
信是写给上海市教育局的。内容很简单：上海某高校青年教师王贵，在婚姻问题上存在欺骗组织的行为。以“已有城市对象”为由申请留城分配和单位住房，但实际上他的“对象”早在相亲阶段就明确拒绝了他。他虚报婚姻状况骗取留城资格，建议组织重新审查其分配资格。
写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
前世王贵能留在上海的大学教书，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已婚、配偶为上海户口”这个条件。那个年代大学老师的留城名额紧张得很，结了婚的、配偶是本地的，打分就高，分房就优先。没结婚的单身汉，尤其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单身汉，大概率要被分配到偏远地区去。
王贵靠什么拿到的留城资格？靠的是“已确定婚恋关系、女方为上海本地人”。
而这个“女方”，就是她安娜。
前世她真的嫁给了他，这个资格自然是货真价实的。但这一世，她连订婚都没答应，媒人上门回话的时候就回绝了。王贵在学校那边，八成还在拿她的名头当挡箭牌——“我对象是上海的，正在谈”——这种模棱两可的话，够他先占住位置了。
这封信能不能成，她不确定。那年头一封匿名举报信的力量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主要看被举报的人自己屁股干不干净。
王贵的屁股，从来就没干净过。
她把信封好，贴上邮票，落款写了一个不存在的地址。
走出阅览室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她路过传达室，把信塞进邮筒里，然后若无其事地回了宿舍。
赵红梅正坐在床上织毛衣，看见她进来就问：“又去阅览室看书了？你也太用功了。”
安娜笑了笑，没说什么。
她给自己倒了一杯热水，坐在床边慢慢喝。手指很稳，心跳也很稳。
不是报复。
是讨账。
前世她受的那些委屈，没有人替她讨过。老天爷没长眼，那就她自己来。
一杯水喝完，她躺下来，闭上眼睛。
心里没有愧疚，只有平静。
第二天是周六，她照常上班。中午在食堂吃饭的时候，赵红梅神秘兮兮地凑过来。
“哎，听说了吗？技术科的老张说他有个老同学在上海教育局，前几天跟他写信闲聊，说最近上面在查一批留城分配的问题，好像有人虚报婚姻状况骗留城资格。你说这年头的人怎么胆子这么大？”
安娜夹了一筷子白菜，慢慢地嚼完了才说：“不知道。不过骗组织的事，早晚要露馅的。”
“就是。”赵红梅咬了一口馒头，“我跟你说，咱们厂里也有这种人。那个小周，周玲，你知道吧？她前阵子在车间传你闲话，说你跟部队上的人搞对象还跟上海的男人不清不楚——”
安娜筷子顿了一下。
“她说什么？”
“说你脚踏两只船呗。说你跟那个姓刘的老乡还有来往，又说你吊着人家石排长不放。”赵红梅压低声音，一脸忿忿不平，“我当场就给她骂回去了。什么人啊，自己业务不过关，净在背后嚼舌根。”
安娜放下筷子，表情没什么变化。
“她还说了什么？”
“还能说什么？就说你眼光高，挑三拣四，仗着自己长得好看就——算了算了不说了，越说越气。”
安娜端起碗喝了一口汤，然后站起来。
“你干嘛去？”
“洗饭盒。”
她端着饭盒走到水房，拧开水龙头，把饭盒冲干净。水流哗哗地响着，她看着水花溅在池子里，心里转着一个念头。
周玲。
她本来没打算跟这个人多计较。小姑娘心眼小，嫉妒心重，嘴碎一点也正常。但“脚踏两只船”这种话传出去，在这个年头是可以毁掉一个人的。
部队上的人最忌讳这个。石林是现役军人，如果被有心人拿来做文章，说他跟一个“作风不正”的女人搞对象，轻则挨批评，重则影响前程。
安娜把饭盒甩了甩水，关掉水龙头。
不能让她继续传。
但正面找她对质，反而坐实了这些闲话的存在。她需要一个更体面的方式。
安娜在水房里站了一会儿，然后把饭盒放回宿舍，朝技术科办公室走去。
下午上班的时候，她找了一个由头去人事科办事。人事科的张姐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嘴碎但心不坏，最爱唠嗑。安娜跟她聊了几句工作上的事，然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张姐，咱们厂的年轻同志评优，是不是要看思想作风？”
“那当然要看。思想作风不过关，业务再好也不能评。”
“那如果有人传谣言，”安娜语气随意得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在同事之间搬弄是非，挑拨离间，这种算不算思想作风问题？”
张姐推了推眼镜，认真起来：“那当然算。你说的是谁？”
“没说谁。”安娜笑了笑，“就是想起以前在上海的时候遇到过这种事，随便问问。”
她走了以后，张姐转头就跟办公室另一个同事嘀咕开了：“小安是不是被谁欺负了？她说有人传谣言，该不会是那个——”
另一个同事心领神会：“你说小周？嗨，早就有人跟我反映过，说她在水房里嚼小安的舌根，被赵红梅当场骂回去了。”
“有这种事？那得跟领导反映反映。”
“就是。年轻人不好好钻研业务，整天搞这些乌七八糟的，不成样子。”
安娜不知道后来的这些对话。但她知道，在一个封闭的国营大厂里，信息传得快，而且永远不会传到当事人头上。周玲的那些闲话，自然会有人替她报到领导那里去。
她不需要亲自去告状。
她只需要打开一扇门，风就会自己灌进来。
果然，不到一个星期，周玲被调出了质检组，去了车间最累的挡车岗位。调令下来的时候，周玲哭着去找车间主任理论，车间主任只说了一句：“年轻人，多干点活少说点话，对你将来有好处。”
赵红梅兴冲冲地跑来告诉安娜这个消息的时候，安娜正在看图纸。
“活该！”赵红梅拍着大腿，“让她嚼舌根，这下踢到铁板了吧？”
安娜把图纸翻了一页，表情淡淡的：“车间的活也挺好的，锻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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