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6章 一纸两案

北衙的押北申请送进公牍房不久，便被原封退了回来。

　　原纸没有驳印，后面只附了一张会列签，要求补明三件事：雁回关由哪一处承接问目，在押人问毕由谁解回，北路移核所得回文归入哪一案。

　　霍行简把会列签压在原申请旁。申请上只列两袋官拓副录和一名在押待问人，缘由写得也很清楚——核北路故旧及剖玉旧制。若只论北衙新案，前两项已经够用；偏偏最后一问不能空着。

　　北衙掌牍官先开了口：“回文自然归新案。旧案是大理寺与兵部的事，何必让他们把报文、棺木都塞进我们的押程？”

　　霍行简当即否定归入一案。掌牍官便要把问题收窄，只补承接官和解回日，取笔时却被霍行简按住了在押人一栏：“地方若只回一句不认得玉，人已经押到雁回关，谁来说明它查过哪一种旧制、问过哪些人？”

　　掌牍官提议让关城另列识认人，霍行简却追问：“凭什么范围列？谢家旧识、军中旧卒，还是所有见过麒麟纹的人？”这一问使掌牍官的笔停在纸上，再也没有落下去。

　　先前问话里，谢无咎正是借这道空处拒绝先交一册名字。北衙若带着同样空泛的题目北去，地方无论回一个人还是十个人，都可能被解释成所谓旧网；也可能因为不愿担责，只写年代久远、无人可识。两种结果都无法替申请人证明押这一趟有何必要。

　　霍行简把原申请翻到背面，另写一行：“新案只问玉制用途、具体识认人与所认何物；不得以旧案材料代答关系。”掌牍官看着那行字，问他是否真要让旧案跟路，他只道：“让它跟自己的题，不跟北衙的卷。”

　　午后，三署会列案设在大理寺钤题房。长案上没有正卷，只有三只空封套，一只乌边、一只青边、一只素边。清案收文处的录事坐在案首，只负责核三署是否越过既有处置，不替任何一方添题。

　　兵部主事先把素边封套推远半寸：“本部到限回文已经写明京库查止。地方发递与第一程若要再问，可以另发移文，不必接人犯，也不必与残玉同路。”

　　大理寺评事随即道：“本寺旧案正卷、岳秉义问纸和两件玉原物都不出京。北衙若以共程为名索取，今日不必再议。”

　　霍行简没有碰两只封套，只把乌边那只摆正：“北衙也不接旧案原卷。我要的是同一趟公程，不是同一宗卷。”兵部主事随即问该如何分开。

　　“各署各写题签，各自封页，各自指定地方承接处，也各自收回文。”霍行简道，“路上只共驿程，不共封识。雁回关若少答一题，向发题那一署补；不得拿另一封的答纸填空。”录事听到这里，才摊开会列表，在纸上划出三栏。

　　他没有急着让三署落题，而是先在每一栏后画出四格：发题署、随行持封人、地方启封人、回文接收处。任一格空着，这一题便只能单独发递，不能搭在押程上。兵部原想把地方回文仍寄回京库旧卷房，北衙却须让雁回关承办厅当场交一份收讫给押案官；两边争到最后，定作地方先分别落收讫，再各循原发题署回京，北衙不得替兵部或大理寺收原回文。

　　第一栏题“玉”。北衙列入两袋官拓副录，仍将大理寺的限制语抄在题前：两枚均为左半，不能配合，用途未明；地方答者据拓本作答，未见原物。可问此类剖玉在北路何处使用、如何制发、凭何种簿记，也可在公开受问时核谢无咎所称的一次试探，却不得先把答者写成谢氏旧部。

　　掌牍官看见“未见原物”，眉头动了一下。霍行简没有替他删。那句话已经跟着官拓进了收物簿，谁在会列案上抹去，往后便由谁解释为何地方答者忽然成了原物核见人。

　　第二栏题“报”。兵部主事只准写十五年前地方发递与第一程收受，问见存何种发递簿、收受簿、转出簿，可以核到哪些年月、题头、纸数、封识与转送处。他另加一句：“只问见存与已查范围，不预认地方有簿，也不预认任何一项就是现案原报。”霍行简看过以后，准这句限制原样保留。

　　第三栏题“棺”。大理寺评事以芦湾现有副录为界，只问北路当年是否有九具成棺同批启运，若有，起点、日期、去处、封识与首段交割为何；不问棺内身份，不问芦湾以后去向，更不准以此启墓验尸。

　　兵部主事看了一眼，指出此题与本部首报无涉。评事没有争辩，只道：“所以由大理寺发题。”

　　三栏写满以后，录事仍没有把它们誊到一张关文里，而是让三署分别取纸。乌边封收新案问目与两袋官拓的领用号，素边封收兵部到限范围补明的认证副录，青边封只收九棺和芦湾关联的现案副页。每一封都从第一页重新起号，页末各留地方回文的收讫格。

　　三只封套虽会装上同一辆官车，启封却另有次序。抵达雁回关后，承办厅须先唱封号、核页数，再按玉、报、棺分别指定经手人；一题查不到，不得提前拆另一封寻找相似字样。霍在这项后落了名，因为沿途若有一只封套提前开过，最先被追责的正是押案官。

　　三封题目落定后，掌牍官问人犯该列在哪一封。霍行简答是乌边封，大理寺评事随即抬头追问身份如何写。

　　霍行简把原申请上的“押赴辨识”四字划开，在其后补全：“北衙在押待问人，押赴雁回关就地辨物、受问；问毕解回。”

　　掌牍官道：“若当地查报、查棺时也要问他呢？”

　　“另具问目，由北衙承办在场，答纸归发题之案。他不是随行承办，也不替地方查簿。”霍行简说完，又将枷锁和出押一并定明，“照在押交班。每次出押、返押都记时刻、锁具与承接人。”

　　“谢府夫人若同行，是否列附车？”掌牍官追问。

　　霍行简看向会列表最末的来源陈明栏。大理寺只在其下写了一句：玉乙递交人可就本人亲历来源，持限题知悉文于公开承办处陈明。

　　“不列。”他说，“她不是北衙押送人。大理寺的知悉文由大理寺发，民户路引由京兆验。她若获准北行，走自己的车、自己的验牒。”

　　掌牍官不以为然：“同去一地，分两套车马，沿路反而难控。”

　　“并进押送簿才难控。”霍行简道，“她若在附车栏，地方会把她的来源陈明当作北衙随人供述；她的车若有失，也要算在押官头上。谁愿落这个名，可以现在写。”会列表在众人面前摊了片刻，始终无人落笔。

　　初七午后，三只封套逐一唱号。兵部核过素边封，只认自己的题与副录；大理寺核过青边封，又在乌边封的官拓领用页上注明原物留寺；北衙最后验人犯身份栏、押程交班栏和问毕解回栏。三方都在会列表上落押，却没有一枚印跨过另一只封套的边。

　　旧案正卷、岳秉义问纸和两件玉原物另列一张留京清单，由大理寺案物房与现案房分别收讫。北送的每一页副录都写明出自何卷、止于何栏，地方即便见到相同年月，也不能把副页改叫原卷。

　　地方承接处定为雁回关承办厅。关城须按三封分别启验，分别制作见存清单与回文；即使查无材料，也要写查过哪一架、哪一簿、哪一年，不得只回“年久无存”。

　　出京日最终定在八月初九卯初。公牍房据此填了两张预报底单：军门一张，写北衙押车、在押一人、三封问目；民门一张，只预留普通路引车辆和同行人验牒栏，不写附车，也不写随押。两张底单的日期相同，验门却各有一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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