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舅舅再次来沪

刘巡捕来公寓找沈荷，是在一个下雨的下午，春兰开门的时候愣了一下，刘巡捕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站在门口，左右看了一眼。

“沈小姐在吗？”

春兰让进来，关上门。刘巡捕进了屋，摘下帽子，头发白了不少，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他坐在沈荷对面，接过春兰递来的茶，没有喝，捧在手心里。

“沈小姐，中村在查你。”

他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

“不是以前那种送花、写文章的查，是动真格的了。他调了你在天津的档案，查你舅舅周明远的底细，查你在上海这几年的每一笔生意。”

沈荷端着茶杯，没有喝。

“我知道。”她说。刘巡捕看着她，嘴唇动了动。“你不知道。他查你舅舅，不是查周明远做没做过生意，是查周明远有没有给抗日组织捐过款，他手里有一份名单，你的名字在第一个。”

沈荷的手指在茶杯上停了一下。茶杯里的水纹荡开一圈涟漪。“名单上还有谁？”

刘巡捕摇了摇头。“不知道，我拿不到。中村换了新的人，以前的线全断了。我能递出来的就这些，你小心。”

他站起来，戴上帽子，走到门口，回过头。“沈小姐，你不是一个人。你身后有人，那些人还在。中村再厉害，也杀不光所有人。”

他拉开门，走了。雨丝从门缝里飘进来，落在地板上，洇开一小片。春兰关上门，回过头看着沈荷。“小姐，舅老爷他……”

“舅舅不会有事。他在天津，不在上海。中村的手再长，也伸不到天津。”沈荷的声音很平，但她的手指还在发抖，不是怕，是气。

窗外，雨越下越大。弄堂口的电线杆上，日本人的告示被雨水打湿了，墨迹洇开，“大东亚共荣”几个字模糊成了一团黑。

舅舅的信是赵正带回来的，信封上写的是“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沈荷收”，字迹端正，是舅舅的手笔。

信很短，只有两行字：“小荷，二月二十六。十六铺码头，明远。”

春兰看到信，愣了一下，递给沈荷。沈荷看完，把信折好，放进口袋里。十六铺码头已经封了，日本人在那里设了岗哨，进出都要查。舅舅从天津来，怎么会选十六铺下船？沈荷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

二十六日上午，沈荷早早到了十六铺码头。码头外面的铁栅栏门开着，门口站着两个日本兵，枪上着刺刀。进出的旅客不多，每个人都要查良民证、翻行李。沈荷站在马路对面，大衣领子竖起来，围巾遮住了半张脸。

她等了一个多时辰。船晚点了，火车晚点，船也晚点。码头的钟敲了十一下，一艘从宁波来的货船才缓缓靠岸。

旅客从栈桥上走下来，稀稀拉拉的。沈荷一眼就看到了舅舅。

周明远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袍，头发全白了，手里拄着一根乌木手杖，走得很慢。他瘦了很多，棉袍空荡荡地挂在身上，像借了别人的衣裳。

沈荷走过去，眼泪流了下来，接过他手里的皮箱。箱子很沉，她提了一下，换了一只手。周明远看着她，看了几秒。

“别哭，我还没死。”

沈荷擦掉眼泪，扶着舅舅的胳膊，两个人慢慢走出码头。日本兵拦下他们，查了良民证，翻了皮箱。箱子里是几件换洗衣裳、两本书、一个搪瓷茶缸，没有违禁品。日本兵挥了挥手，放行了。

黄包车在路口等着，沈荷和周明远上了黄包车。

“舅舅，您怎么瘦了这么多？”

“老了。老了就瘦。”周明远睁开眼睛。“天津的生意全关了。日本人占了天津，租界里也不安全。我把铺子盘了，田产卖了。”沈荷没有说话。

到了公寓，春兰去倒茶，沈荷扶着舅舅坐下。周明远把那只旧皮箱放在桌上，打开。上面是几件衣裳，衣裳底下压着一个布包。

他把布包拿出来，解开系绳，是几封信，信封上写的是“天津周明远”，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小孩写的。

“这是你小时候写给我的信。”周明远把信放在桌上。“你四岁写的，说自己会背唐诗了，说舅舅我长大了，可以帮您做生意了。”

沈荷看着那些信，手指在信封上轻轻摸了一下。信纸泛黄了，边角卷曲，折痕很深。她记得自己写过这些信，但不记得写了什么。舅舅还留着。

“舅舅，钱呢？”

周明远看着她。“钱在别处。天津的银号全关了，银票出不来。金条太重，带不了。我走之前，把大部分钱存进了香港的银行。王太太帮我办的。到了香港就能取。手里只留了一点现大洋，够路上花。”

他从棉袍内袋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沉甸甸的，递给沈荷。“这些你拿着。不多，够用一阵子。”

沈荷接过布包，没有打开。她知道舅舅说的是真话，但不是全部真话。他留了钱在香港，但不是“大部分”。他把能带的都带了，带不走的，就算了。

“舅舅，您也要留点。”

周明远摆了摆手。“我没有孩子，你就是我孩子。钱不给你，给谁？”

沈荷低下头，把布包攥在手心里。白玉簪子硌着掌心，疼，但没有松开。春兰端了茶进来，放在桌上，退到厨房去了。

“舅舅，您住在上海，跟我一起。我照顾您。”

周明远摇了摇头。“住几天就走。去香港，王太太那边有地方。上海太近了，日本人就在门口。我走了，你放心，我也放心。”

沈荷没有再劝。她知道舅舅的脾气，做了决定的事，改不了。窗外的天暗了，春兰端了饭菜进来。周明远吃得很慢，一碗饭吃了大半碗，放下筷子。

“小荷，你娘走的时候，你才五岁。你姥姥走的时候，你在她身边。我走的时候，不知道你会在不在。”

沈荷看着他。“舅舅，您不会走的。”

周明远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淡，但沈荷看到了。他没有再说，扶着桌子站起来，拄着手杖，慢慢走到窗前。窗外，法租界的路灯亮着昏黄的光，弄堂口的电线杆上，日本人的告示在风里哗哗响。周明远看着那根电线杆看了很久。

“小荷，你做的事，对。你娘要是活着，会为你骄傲，你姥姥也是。”

沈荷站在他身后，没有接话。白玉簪子从口袋里滑出来，她攥在手心里，攥得簪杆上的裂纹硌着掌心。

舅舅住了三天。三天里，他见了赵正，嘱咐了一些事情。

走的那天，沈荷送他到码头。周明远上了船，站在甲板上，朝她挥了挥手。沈荷站在栈桥上，看着船慢慢离岸，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点，被江雾吞没了。

她把手插进口袋里，摸到舅舅给的那个小布包。布包还在，人走了。但钱在香港，人在香港，希望也在香港。沈荷转身，走出码头，上了黄包车。

车子驶入法租界的梧桐树荫下，她把布包从口袋里掏出来，攥在手心里，攥了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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