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9章 离开上海

一九四二年春天，沈荷、赵正、春兰、阿诚离开了上海。

候车大厅里的人比三年前少了，气氛也更沉了。门口多了日本兵，端着枪，站在铁栅栏两边，目光扫过来往的旅客，不急不慢，像在看牲口。

沈荷站在候车大厅门口，看了一眼那两排日本兵，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

春兰跟在她后面，提着一个蓝布包袱，包袱里裹着那对银耳环。阿诚走在春兰旁边，手里拎着一只旧皮箱，箱子边角磨得发白，是赵正的。

赵正走在最后，大衣领子竖起来，帽子压得很低，右手垂在身侧，虎口上那道疤在光线下隐约可见。

他们没有带太多东西。一个皮箱，一个包袱，几件换洗衣裳，几封信，一本账册。布庄已经关了，联合会的事交给了几个可靠的人，小周和小陈留在上海继续做他们的事。上海已经不适合他们待了。

检票口排着队。日本兵一个个查身份证，翻行李，问话。前面一个老太太被翻出几张旧信纸，被拉到旁边盘问了半天，最后放行了，信纸被收走了。

轮到沈荷，她把身份证递过去，日本兵看了她一眼，又看了赵正一眼，翻了翻皮箱，看到几件旧衣裳和一本账册，挥了挥手。四个人依次走过检票口，上了站台。火车停在铁轨上，车头冒着白烟，车厢外面刷着“满铁”两个字，车身上有几道划痕。

沈荷站在站台上，回过头，看了最后一眼。北站的钟楼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有些陈旧，钟面玻璃裂了一道缝，指针指着两点十分。

她又看了一会儿，转身上了车。

春兰跟在她后面，阿诚跟在春兰后面，赵正最后一个上车。车厢里不算挤，但也不空。有穿着旧军装的士兵，有抱着孩子的妇女，有缩在角落里打盹的老人。各色各样的人都有，各色各样的面孔，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往南，往西，往还能喘口气的地方去。

沈荷坐在靠窗的位置，春兰坐在她对面，阿诚挨着春兰坐下。赵正坐在沈荷旁边，把大衣叠好放在膝盖上。汽笛拉响了，火车动了，很慢。站台从车窗外面一点一点地后退，钟楼越变越小，信号杆越来越远，梧桐树一棵接一棵地从眼前滑过去，然后麦田，然后水塘，然后一片灰蒙蒙的天。

春兰靠着阿诚的肩膀，闭上了眼睛。阿诚没有动，一只手搭在她手上，另一只手放在膝盖上。

赵正靠着椅背，侧过头看着窗外，没有说话。沈荷也看着窗外。田野在春天里泛着鲜活的绿，麦苗才刚破土。她想起五岁那年被姥姥从上海接走，也是在火车上，也是春天。

那时候她问姥姥“娘什么时候来”，姥姥说“快了”。现在她知道了，“快了”就是永远不会来了，但她还在走。一直走，不停地走，替那些不能再走的人往前走。

火车驶入一片桃林，桃花开得正盛，粉白色的花从车窗外面掠过去，像一团一团落在地上的云。

春天深处，火车载着他们往南去，上海在身后越来越远，但那些日子还跟着他们。李宗明、王静淑、苏青、冬梅、陈守拙，每一个人都还跟着。沈荷闭着眼睛，任由阳光透过车窗照在眼皮上，暖暖的。路还长，但他们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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