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2章 五十二章

“婉清。”他在她耳边说，声音很低，低得像从梦里传出来。

“嗯。”

“我等了很久。”

“我知道。”

“值得吗？”

她没有回答。她只是把他抱得更紧了一些。

窗外的钟楼敲了十一点。她不知道时间过得这么快。好像刚坐下，好像刚喝完第一杯茶，好像刚握住他的手。但已经十一点了。新的一年，快来了。

“顾明慎，”她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他松开她，低头看着她的脸。他的眼睛还是那么亮，但她看到那亮底下的东西——不是疲惫，不是克制，是一种更深的、更老的、更重的东西。是等待。是三年的、一千多个日夜的、从重庆到上海的等待。

“婉清，”他说，“我有没有告诉过你，你的眼睛很好看。”

她愣了一下。“没有。”

“那我现在告诉你。”他看着她，“你的眼睛很好看。在重庆的时候我就想说了。但那时候，我们是假夫妻。说这种话，不合适。”

“现在呢？”

“现在——”他顿了一下，“现在也不合适。但我不管了。”

她笑了。这是她到上海以来，第一次真正地笑。不是礼貌的、克制的、像面具一样的笑，是真正的、从心里涌上来的、忍不住的笑。他也笑了。两个人面对面地笑，在除夕夜的灯光里，在电暖炉的红光里，像两个傻子。

窗外，钟楼敲了十一点半。远处的霓虹灯还在闪，红的、绿的、蓝的。但法租界的灯火暗了一些，大概很多人已经睡了。明天还要上班，新的一年，也没有什么不同。但对她来说，新的一年，不一样了。因为他抱过她了。因为他叫过她婉清了。因为他说“你的眼睛很好看”。这些事，在平常的日子里，什么都不是。但在这里，在1943年的最后一天，在敌人的心脏里，在随时可能到来的危险面前，这些事，是全部。

“顾明慎，”她说，“你在日记里写的那些话——”

他的手指在她手心里收紧了一下。“你看了？”

“看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看了就看了吧。”

“你写了很多。”

“嗯。”

“你写，‘她还在，这就够了’。”

他没有说话。

“你写，‘我决定把她调来财政局。不是想天天看到她。是——她一个人在档案室，太危险了。’”

他还是没有说话。

“你写，‘她没看见我。我站了很久。转身离开。还不是时候。’”

他低下头，看着她的手。“婉清——”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她问，“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等了三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站在窗外看了我十分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调我来财政局，不是为了同乡照顾，是为了保护我？”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的钟楼敲了十一点三刻。新的一年，快到了。

“因为，”他说，“我怕你知道了，会走。”

“走？走去哪里？”

“离开财政局。离开我。去做更危险的事。”他抬起头，看着她。“你不知道我有多怕。怕你出事，怕你像林晚一样——怕有一天，我站在窗外，看不到你了。”

她的眼泪又掉下来了。今天她哭了太多次。她不是一个爱哭的人。老陈说过，干这行的人，不能哭。哭会让眼睛肿，眼睛肿会被人注意到，被人注意到会暴露。但她忍不住。她在他面前，好像所有的克制、所有的伪装、所有的“像苔藓一样活着”，都失效了。她只是一个女人。

一个被等了三年、被保护了三年、被写在日记里三年的人。

“顾明慎，”她说，“我不会走的。”

他看着她。

“至少现在不会。”她握紧他的手。“我有事要做。你也有事要做。等我们做完这些事——”

“等我们做完这些事，”他接下去，“你还会走吗？”

她看着他。他的眼睛很亮，亮得像重庆茶馆里的那盏灯。她想起那封信，想起他写的那些话——“若有一天再见，我希望是在一个不必隐藏的时代。”

“不会了。”她说。

他笑了。这次笑的时间比刚才长了一些，嘴角的弧度也大了一些。他笑起来的样子，和重庆的时候一样。眉头舒展开，眼睛弯成两道月牙，嘴角往上翘，露出一点点牙齿。她看着他笑，觉得这三年的苦，好像都值了。

窗外的钟楼敲了十二点。

“当——当——当——”钟声沉闷的，一下一下的，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敲鼓。新的一年来了。1944年。她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也许会比去年更危险，也许会比去年更苦。但她知道，不管发生什么，她不是一个人了。

“新年快乐。”他说。

“新年快乐。”

他松开她的手，站起来，走到窗前。她也站起来，跟过去。两个人并肩站在窗前，看着窗外的法租界。灯火比刚才更暗了，大部分人家都熄了灯。远处的霓虹灯还亮着，红的、绿的、蓝的，在夜空里明明灭灭。街上有巡逻的日本宪兵，皮靴踩在路面上，发出沉闷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和钟声混在一起。

“婉清。”他叫她。

“嗯？”

“你有没有想过，战争结束之后，做什么？”

她想了想。“回湖州。看看老家的宅子。然后——也许去教书。”

“教什么？”

“国文。教孩子们念诗。”

“念什么诗？”

“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

他笑了。“你还念那些诗？”

“嗯。你呢？战争结束之后，做什么？”

他想了很久。“也许开一家书店。”

“书店？”

“嗯。卖书。也卖茶。客人来了，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看看书。”

“卖什么书？”

“什么书都卖。闻一多、徐志摩、林徽因。还有——”他看着她，“还有你的诗。”

“我没有诗。”

“你有。你在重庆的时候，每天晚上念的那些，就是诗。”

她低下头，笑了。窗外，日本宪兵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响。皮靴踩在路面上，咔咔的，像有人在敲门。她抬起头，看着窗外。

街角出现了一队人，五六个日本兵，手里拿着枪，押着两个人。那两个人低着头，看不清脸，手被绳子绑在背后，踉踉跄跄地走着。一个穿灰色棉袍，一个穿黑色棉袄。他们的衣服上都有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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