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8章 第148章

她把手缩回被窝——大冷天，被子外头待不住。手指冻得发僵，搓了好几下才缓过来。她把手放在肚子上，搁着棉袄隔着棉被，慢慢热起来了。

她想起那碗汤圆，芝麻馅的，吃进嘴里又烫又甜。阿婆每年年底都做。

从她住进来第一年开始，每年都做。她问阿婆累不累，阿婆说做几个汤圆累什么，又不比当年了，当年一个人包几百个。

沈静言不知道几百个是多少。反正她是从没见过阿婆包几百个汤圆，只见过灶台上一个碗，碗里漂着六颗。

一年比一年少。去年八颗，前年十颗。越来越少。阿婆说吃不完浪费了。其实不是吃不完。

她不知道怎么从顾明慎的嘴唇想到阿婆的汤圆，又从阿婆的汤圆想到那条弄堂，从弄堂想到老陈，从老陈想到那间破庙。

那年的冬天，重庆的冬天没有雪，只有雾。每天早晨睁眼，窗外是白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分不清是天还是地。

老陈蹲在门槛上抽烟，烟头的火光在雾里一明一灭。

她问老陈——“春天什么时候来？”老陈说快了。她说还要多久？老陈没说。

他把烟头在地上碾灭了，站起来拍拍裤子上的灰。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

他说——“快了。你等着。等雾散了，就是春天。”

雾散了，春天没有来，来的是一纸调令，上海，财政局，一个人，三年。

她不知道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日复一日，整理文件，归档，写报告。

上班下班买菜做饭，听邻居吵架听阿婆说菜价，听收音机里日语广播沙沙地响。

她以为日子就会这样一直过下去，过到战争结束，过到胜利，过到她老了，回湖州，一个人住老宅子，石阶上长满青苔。

然后一纸调令，直到她又走到了那扇门前。

她推门进去，有人抬起头说：“沈秘书，请坐。”那声音像一盆水泼过来，不烫也不凉。她以为她忘了，以为三年足够把一个人从心里清干净。

可是没有，忘了的重新想起来，埋在土里的自己长出来。

像苔藓，你以为它干死了，一场雨浇下来，它又绿了。

她不是沈婉清了。沈婉清是重庆那个晚上念诗的人，是布帘那边翻来覆去睡不着的人，是走的时候没有回头的人。

她是顾明慎的秘书，是他的下属，是他的同志，是他等在日历上画圈的人。她不是沈婉清了，说了一百遍不是，他一声“婉清”，全白搭。

她在黑暗中把枕头翻了个面，凉的贴着脸，凉意从颧骨一直走到下巴。她没躲。

她想起今晚顾明慎从口袋里掏出那封信的情形。苏曼君的字，一眼就认出来了。

那女人什么字都可以不认得，她那笔字一定认得——向右斜，斜得厉害，像一个人着急赶路，身子已经往前倾了，脚还没跟上。

信封上什么都没写，没有地址，没有邮戳，只写了“沈静言收”四个字。

苏曼君还在上海？还是在来上海的路上？还是托人送的？沈静言不知道。她只知道这个人还活着。活着就会来信。来信就是还没忘记。

她闭上眼。苏曼君的脸浮上来——灰布棉袄，蓝布头巾，背着鼓鼓囊囊的包袱，一瘸一拐地走进雾里。

没回头。走的那天也没回头。她们都没回头。顾明慎也没回头。

平安夜那晚他走出弄堂口，抬起手朝身后挥了挥，像平常下班跟同事道别一样。

所有人都不回头。就她总回头。所以每次都是她看他们走。

她把被子蒙住头，在被窝里闷了一会儿。喘不过气了又拉下来。

外面的光还是那样，不亮也不暗。不知道几点钟了，大概很晚了。

她翻了个身，面朝墙。墙上有一幅画，是从画报上剪下来的，贴在墙上贴了好几年了。

画上是一个穿旗袍的女人，侧着脸，手里拿着一朵花。

看不清是什么花，油墨褪色了，花瓣边缘已经模糊了，像被水泡过。

沈静言盯着那幅画，盯了很久。那女人永远不会老。

永远侧着脸，永远拿着那朵不知道什么花。她不会知道有人在黑暗里看着她。

看了几年了，她只是笑着，嘴角弯着，眼睛弯着。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开心，光是笑了。

沈静言翻过来。枕头底下那把枪硌着左边后脑勺。她没有挪，她翻到右边，那把枪硌不到了。

可她右边有个东西，毛茸茸的。摸了一下，是棉袄的毛领子，袖口被压得扁扁的。她把它推到枕头上面去了。

窗外亮了一点，不知道是天要亮了，还是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来了。

她从被窝里伸出半只手掌对着窗户的方向。那点光落在手心里，什么都照不见。只是黑一点灰一点的区别。

她攥起拳头，把手缩回被窝。冷风顺着袖口钻进去，凉得她打了个激灵。

她想，明天还要上班。王美珍大概又要穿那件枣红色棉袄，大概要问她口红什么色号。

她要怎么回答？不能说别人送的，也不能说自己在哪买的。

王美珍话多，话多就不安全。要说忘了，或者不记得了。

王美珍不会追问，她不是那种人。她就是话多，嘴不碎。

她又想起顾明慎那句话——“愿明年，我们都能活着看见春天。”她没有跟着念。

她没有接这句话，她是不敢接。接了就答应了，答应了就要做到，她怕自己做不到。

她连明天中午食堂吃什么都不知道，哪敢答应明年春天。

她连下个月的情报能不能送出去都不知道，哪敢答应活着。但她也不愿意让那人觉得自己不信。

她信。信的。

至少这一刻是信的。

远处有炮仗声，比刚才远了，零零星星的。楼下灶台上的水壶不响了，风把晾衣杆上的衣架吹得叮叮当当，阿婆的鼾声又开始一长一短。

她听着那些声音慢慢沉下去，像一块石头从水面往下落——一直落，一直落，落在水底落在泥里，落在那些看不见光的地方。她不动了。

一九四五年，一月一日，凌晨，不知道几点钟。沈静言睡着了。

没有梦。那一年最后的梦已经被偷走了——被一碗面，被一个吻，被一碗汤圆，被一封没有邮戳的信，被一句新年快乐。

所有的东西都在那里堆着，挤满了像壁橱里的旧衣服，关上门就看不见了。她没关。她就这样敞着门睡了。

又一年了。阿婆给她留了汤圆，汤是甜的。灯是亮着的，人是在的。

炮仗声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零零碎碎的，像谁在敲一扇关不严的门。

她在那个声音里慢慢地沉下去，沉到底了，不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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