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8章 外交与战争，两条战线的煎熬

淞沪全线撤退的消息传到南京时，已是十一月八日深夜。

唐生智站在军用地图前，盯着上面密布的红蓝箭头，一句话也不说。上海的枪炮声似乎还萦绕在耳畔，数日前的四行仓库孤军，以血肉之躯在十里洋场竖起最后一面旗帜，谢晋元率四百余壮士死守四昼夜的壮举终究没能挡住潮水般涌来的日军。

如今，七十万大军伤亡过半，精锐尽失，数十万人潮水般向西溃退，沿途军民踩踏，装备丢弃。上海沦陷已成定局，日军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南京。

就在同一天，远在万里之外的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场牵动全民族希望的会议刚刚召开了第五天。

九国公约会议于十一月三日开幕，中国代表顾维钧在会上慷慨陈词，恳请各国以道义和经济手段制止日本侵略。

他认为，列强在华利益攸关，不会坐视日本独吞中国。可会议开幕至今，各主要大国态度暧昧。美方代表戴维斯、英方代表哈利法克斯均以“避免激化局势”为由，迟迟不肯承诺实质性援助。

“照这样下去，指望列强干涉，怕是指望不上了。”赵坤低声说。

唐生智把电报轻轻放在桌上。“指望不上也得指望。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他说的“最后希望”，不仅仅指外交途径。十一月中旬，一系列紧急军政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和众多高级将领围绕“南京守不守”问题争论不休。

白崇禧、李宗仁等人据军事实际主张放弃这座“绝地”，部队已成溃兵，无险可守，徒然牺牲南京只能徒然牺牲力量。但蒋介石出于国内外政治考量，最终决心在一定时间内保持抵抗。

唐生智主动请战，被紧急任命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城外原先被勒令封锁江面、撤走渡船的命令早已下达，却为即将到来的大撤退埋下了巨大隐患。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全面陷落的消息传遍全国，也传到了布鲁塞尔。顾维钧在会场上从秘书手里接过写有“上海沦陷”的纸条时，手指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他重新站起身来，依旧稳住了语调，用流利的英语继续用事实和法律陈述自己的立场。他知道，他的背后是整个正在流血的国家，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盼望，而手中的这张简短的损失报告，件件是血淋淋的证据。同时他也清楚，仅凭一张嘴、一堆证据，拉不动那些唯利是图的利己之心。

深夜回到旅馆，顾维钧坐在窗前，望着布鲁塞尔灯火阑珊的街道。他的心里没有感伤文字的工夫，他提笔给南京发报，语气极尽克制却隐含着不可动摇的决心——

“会议前景不容乐观，然中国之申诉，理直气壮。无论结果如何，当使世人知晓：中国为正义而战，为生存而战。吾当在此坚持到底。”

这条跨国战线，连起了血肉模糊的淞沪前线与表面平静的外交斡旋。唐生智在南京加紧城防，顾维钧在布鲁塞尔加紧游说。一个在炮火下，一个在会场上，都在这最艰难的时间段做着最大的争取。

他们都清楚：国际道义未必能挡住真正的屠刀，但在最后关头，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呼声，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放弃的战斗。一支笔，一张嘴，同样是为了守国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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