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向晴，你被竞赛队除名了。”
辅导员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时，我正在图书馆核对最后一道实验数据。
窗外的梧桐叶刚黄，我才十八岁，以为世界是按分数运转的。
我挂了电话，打开邮箱。
“经综合评估，向晴同学不适合继续留在国际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集训队，即日起离队。”
不适合。
我捏紧了鼠标。
三个月前，全国选拔赛，我是唯一一个全科满分。
理论卷、实验卷、综合面试，所有评委都说，十年没见过这样的苗子。
而现在，我突然就不适合了。
1
我直奔物理学院办公楼。
“李教授在吗？”我敲开教研室的门，手心里全是汗。
办公室里有三个老师，抬起头看我。
其中一个我认识，是集训队的副指导，姓赵。
“向晴啊。”赵教授推了推眼镜，“有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我被除名。”我把手机上的通知界面举起来，“我没有收到任何评估反馈，也没有违规记录。”
“这个……”赵教授看向另外两个老师，“是队里综合考量的结果。”
“什么考量？”我没让步，“我上次模拟考总分第一，实验误差率全队最低，带队教授说我很有希望冲金牌。”
“向晴，竞赛不是只看成绩。”一个女老师开口了，声音温和，但话很冷，“还要看综合素质，团队协作能力，心理素质……”
“我哪项不合格？”我打断她，“这三个月，我帮三个队友补过理论课，实验课我最后一个走，心理测评我是A级。”
办公室里安静了几秒。
赵教授叹了口气：“向晴，这是学校的决定，我们只是执行。”
“哪个学校？国家队选拔是教育部直属，学校无权除名队员。”
“总之你已经被除名了。”女老师站起来，“回去准备期末考试吧，竞赛的事就别想了。”
我站在那儿，看着他们。
赵教授低下头整理文件，女老师坐回去看电脑，另一个老师干脆出门了。
没人给我一个理由。
我走出办公楼时，天阴了。
梧桐叶子落下来，擦过肩膀。
我打开手机，翻到集训队的群。
群里有二十三个人，我是第二十四个被踢的。
我在群里发了一条消息：“有人知道为什么我被除名吗？”
消息前面出现红色感叹号。
“您已被移出群聊。”
我盯着屏幕看了十秒，然后收起手机，往宿舍走。路上遇到同队的张薇，她看见我，眼神躲闪了一下。
“张薇。”我叫住她。
她停下来，表情很不自然：“向晴啊……什么事？”
“我被除名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我不知道。”她加快脚步，“我得去实验室了。”
“你上周还问我借实验笔记。”我说，“你说我讲得比教授清楚。”
她脸红了，支吾半天，最后说：“向晴，你别问了，对你没好处。”
然后她跑了。
我看着她的背影，明白了。
不是成绩问题，不是能力问题。
是别的问题。
2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凌晨两点，我爬起来，打开电脑，登录国家集训队的官网。
队员名单已经更新了。
我的名字不见了。
原本我的位置，现在是一个新名字：周若琳。
我不认识这个人。
选拔赛前一百名里，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我搜了一下，没搜到任何竞赛记录。
一个没有竞赛记录的人，顶替了全科满分的队员。
我截了图。
然后我给教育部竞赛办公室发了邮件，附上我的成绩单、选拔赛证书、集训队录取通知，以及最新的除名通知。
邮件发送成功时，天快亮了。
我躺回床上，盯着天花板。
我知道这邮件可能石沉大海，但我必须发。
就像三年前，我在中考物理卷上写下最后一个答案时那样——我总以为，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七天后，我收到了回复。
不是教育部的，是学校教务处的。
“向晴同学，请于明天上午九点至教务处谈话。”
教务处办公室里坐着三个人。
教务处主任，物理学院院长，还有一个我没见过的中年女人，穿着套装，妆容精致。
“向晴，坐。”教务处主任姓王，是个秃顶的男人，说话总是笑眯眯的，但眼神很冷。
我坐下。
“关于你给教育部发的邮件，我们看到了。”王主任开门见山，“今天找你来，是想把事情说清楚，避免误会。”
“什么误会？”我问。
“你被集训队调整，是正常的队员轮换。”物理学院院长说，“竞赛队需要保持活力，有时候需要注入新鲜血液。”
“周若琳是什么人？”我问，“我在任何竞赛记录里都找不到她。”
办公室安静了。
那个中年女人开口了，声音很温柔：“若琳是我的女儿。她之前在国外读书，所以国内没有竞赛记录，但她在国际比赛上拿过奖。”
“什么奖？哪个比赛？”我问。
“这个不重要。”女人笑了笑，“重要的是，若琳的综合素质很适合代表队出征。她有国际视野，英语流利，心理素质好……”
“所以就把我这个全科满分的换了？”我问。
“向晴！”王主任提高了声音，“注意你的态度！”
“我的态度？”我看着他，“我辛辛苦苦准备了三年，从高一开始每天五点起床刷题，寒假暑假全在实验室泡着，选拔赛考了满分——现在你们一句话，把我换了，换成一个查不到任何记录的关系户，还要我注意态度？”
办公室死一般寂静。
中年女人的笑容消失了。
“向晴同学。”她慢慢地说，“我知道你很优秀，但竞赛不是只看分数。若琳的父亲是省教育厅的周副厅长，他对我们学校的学科建设一直很支持。若琳能进集训队，也是周厅长对学校工作的信任。”
我明白了。
全明白了。
什么综合素质，什么国际视野，全是借口。
真正的原因是，她爸是副厅长。
3
“所以呢？”我问，“因为她爸是副厅长，我的名额就得让给她？”
“不是让，是调整。”王主任说，“学校会补偿你的。保研名额，奖学金，我们都可以给你优先考虑。”
“我要竞赛名额。”我说。
“那不可能。”物理学院院长摇头，“名单已经报上去了，不能改。”
“那我向教育部申诉。”
“向晴！”王主任猛地站起来，“你别不识好歹！周厅长一句话，你以后别说竞赛，连毕业都可能受影响！”
我看着他们。
三个人，三个成年人，坐在温暖的办公室里，轻描淡写地决定我的人生。
我想起选拔赛那天，我在实验台前站了六个小时，手抖得拿不住笔，但还是做完了所有数据。裁判说，我的实验报告是他见过最完美的。
现在，完美抵不过一个副厅长。
“好。”我说。
王主任松了口气：“你想通了就好。”
“我想通了。”我站起来，“我会退出的。”
“这就对了……”
“但我不会放弃。”我看着那个中年女人，“告诉周若琳，她偷走了我的位置，但她坐不稳。竞赛不是请客吃饭，是靠实打实的本事。她如果真有本事，我认；如果她是草包，那她站在那个位置上，就是自取其辱。”
女人的脸白了。
“你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我一字一句地说，“我会看着她的。她如果拿了金牌，我服；她如果连国赛都过不去，那丢人的不是我，是她和她那个副厅长爸爸。”
我转身离开。
关上门时，我听见王主任在骂：“不知天高地厚！”
天高地厚。
我只知道，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4
我被除名的事，很快在学院传开了。
有人同情我，有人看笑话，更多人选择沉默。
张薇后来偷偷找我，在图书馆的角落。
“向晴，对不起。”她小声说，“那天我不敢说……周若琳的妈妈来队里看过，说如果若琳进不了集训队，周厅长就会削减我们学院的经费。”
“所以我就成了牺牲品？”我问。
“不止你。”张薇苦笑，“队里原本有五个正式队员，现在变成六个了，周若琳挤掉的是你，但另外四个人里，有两个是替补转正，本来也轮不到他们。”
“他们接受了？”
“不接受能怎样？”张薇说，“王主任找他们谈过话了，说如果闹事，保研名额就没了。”
我看着她，这个曾经信誓旦旦说要和我一起冲金牌的女孩，现在眼里只剩下恐惧。
“你会继续留在队里吗？”我问。
“我……”她低下头，“我家是农村的，保研对我来说太重要了。向晴，我不能像你那样……”
“我懂。”我说。
我真的懂。
我不是不懂世故，我只是不甘心。
那天之后，我搬出了集训队的宿舍。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箱子就装完了。走出那栋楼时，周若琳刚好回来，她妈妈送她。
两个人都看见了我。
周若琳很漂亮，穿着名牌，手里拿着最新款的手机。她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淡，像看一个无关紧要的东西。
她妈妈则停下脚步，走过来。
“向晴同学。”她还是那副温柔的语气，“若琳今天开始正式入队了，你们以后还是同学，要好好相处。”
“我不是集训队的人了。”我说。
“那也一样嘛。”她笑了笑，“对了，王主任说给你申请了一等奖学金，算是对你的补偿。你要懂得感恩。”
我没说话。
她继续往前走，和女儿一起进了楼。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的背影。
一等奖学金。
八千块钱。
买我的国际竞赛名额，买我三年的努力，买我可能改变人生的机会。
八千块钱。
我拖着箱子往普通宿舍走，路上遇到几个同学，他们看我的眼神很复杂。
有人想说话，但最终没开口。
我知道，从今天起，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不识时务”的傻子。
但那又怎样？
我回到新宿舍，打开箱子，第一眼看到的是那本厚厚的物理笔记。
从高一到现在，我写了六本，这是最后一本，还没写完。
我翻开，看到最后一页写着一行字：“目标：国际金牌。”
我拿起笔，在这行字下面加了一句：
“即使路被堵死，也要自己开一条。”
5
我不再是集训队员，但我的生活还要继续。
每天六点起床，去图书馆。
八点上课，下午做实验，晚上刷题。
我退了所有竞赛相关的群，但依然按照集训队的标准要求自己。
队友们开始备战亚洲赛，那是国际赛的预选。
学校公告栏贴出了宣传海报，周若琳的照片在最中间，下面写着“种子选手”。
我看了一眼，然后去实验室做我的毕业设计。
我的导师姓陈，是个六十多岁的老教授，说话很直。
“向晴，你的事我听说了。”那天在实验室，他一边调仪器一边说，“憋屈吧？”
“嗯。”
“憋屈就对了。”他放下扳手，“我年轻时也遇到过。我第一篇SCI，被导师抢了一作，我排第三。我去理论，他说你是我学生，你的成果就是我的成果。”
“后来呢？”
“后来我换了个导师，重新开始。”陈教授看我一眼，“你现在没导师可换，但你可以换条路走。”
“什么路？”
“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他说，“这个比赛和奥赛不同，是团队研究项目制，需要自己立项做研究。报名还没截止，你可以自己组队参加。”
我愣住了。
“我自己组队？”
“对。”陈教授说，“我当你们指导老师，但队员你自己找。不过我得提醒你，这个比赛难度不亚于奥赛，而且没有集训，全靠自己。最重要的是——周副厅长管不到这个比赛，这是国际学会直管的。”
我看着他的眼睛，突然鼻子一酸。
“陈老师，你为什么要帮我？”
“因为我看不惯。”陈教授哼了一声，“我搞了一辈子物理，最烦的就是外行指导内行。那个周若琳我见过，连基本的光路图都画不明白，还种子选手？种子个屁。”
我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
“谢谢老师。”
“别谢我。”他摆摆手，“我最多给你指条路，走不走得通，看你自己。”
那天下午，我开始找人。
张薇第一个拒绝了。
“向晴，我不能……”她在电话里快哭了，“我如果跟你组队，王主任会整死我的。”
“我理解。”
我又找了其他几个物理不错的同学，都被婉拒了。理由五花八门，但核心都一样——怕得罪人。
最后，我找到了两个人。
一个是数学系的顾阳，参加过数竞，但因为性格太直，和教练闹翻，没进省队。
他说：“我就看不惯那些关系户，我跟你干。”
另一个是化学系的沈星，女生，文文静静的，但一开口就吓我一跳：“我堂姐被周若琳顶替过舞蹈比赛名额，我早就想会会她了。”
加上我，三个人。
陈教授看了我们的名单，点点头：“够了，三个人也能成事。”
“不过我得提醒你们，从今天起到比赛，还有五个月。”
“这五个月，你们没有假期，没有补助，实验设备得自己借，实验材料得自己买。而且就算拿了奖，学校可能也不会承认。”
掩去心底最后的一点失落。
“我们要的不是学校承认。”我说，“我们要的是证明自己。”
6
我们开始了。
每天下课后，我们在陈教授借来的旧实验室集合。
设备是老旧的，有些仪器还是上世纪的产品，但能用。
我们选的课题是“复杂流体中的非线性波动”，这是官方题目之一，难度极大，国内很少有团队敢碰。
顾阳负责数学模型，沈星负责化学合成，我负责物理实验和整体整合。
第一个月，我们失败了十七次。
第二个月，我们勉强做出了初步模型。
第三个月，我们终于看到了非线性波动的稳定形态。
那是个深夜，凌晨三点，实验室里只有仪器的嗡嗡声。
当屏幕上出现那个完美的波形图时，我们三个人都愣住了。
“成了？”沈星小声问。
“成了。”顾阳看着数据，“误差率低于0.5%。”
我没说话，只是盯着屏幕，眼睛发酸。
这三个月，我见过凌晨四点的校园二十七次，吃过一百多顿泡面，瘦了八斤。
顾阳和沈星也一样，顾阳的黑眼圈重得像熊猫，沈星手上全是化学试剂灼伤的小疤。
但这一刻，值了。
我们继续完善，写论文，做展示视频。
陈教授帮我们修改英文摘要，他留学过，英语很好。
“论文写得不错。”他说，“但比赛不只是论文，还有现场辩论。你们得准备好应对各种刁难问题。”
于是我们又开始模拟辩论。
我当主辩，顾阳和沈星当提问方，每天吵得面红耳赤。
有时候吵到一半，沈星会突然说：“你们说，周若琳她们现在在干嘛？”
“在享受国家集训队的资源吧。”顾阳冷笑，“住星级酒店，吃自助餐，有专业教练。”
“那又怎样？”我继续调参数，“我们有的，她们没有。”
“我们有什么？”
“有真本事。”我说。
亚洲赛的结果，在我们提交IYPT最终论文的那天出来了。
学校拉了横幅：“热烈祝贺我校周若琳同学获得亚洲物理奥赛银牌！”
银牌。
不是金牌。
我查了具体成绩，周若琳理论卷排第十九，实验卷排第三十二，总分第二十五。银牌是前三十都有，她刚好卡线。
而如果按我之前的模拟成绩，我至少能进前十。
我把成绩单打印出来，贴在实验室墙上。
“这是动力。”我对顾阳和沈星说，“她拿银牌，我们要拿金牌。”
IYPT国内选拔赛在两周后。我们带着自己做的简陋设备去了北京。赛场上，其他队伍都是学校组织，有统一的队服，有指导老师带队，设备崭新。
我们三个人，穿着便服，抬着两个旧箱子，像走错地方的维修工。
候场时，我听到旁边有队伍小声议论：
“那是哪个学校的？怎么这么寒酸？”
“不知道，没听说有独立报名的。”
“可能是来蹭经验的吧。”
顾阳要发作，被我拉住了。
“让他们说。”我说，“一会儿台上见真章。”
7
轮到我们上场。
二十分钟展示，十分钟答辩。
我站在台上，看着下面的评委。
有中科院的院士，有清华北大的教授，还有国际组委会的外籍专家。
我深吸一口气，开始讲。
从问题提出，到模型建立，到实验验证，到结论应用。
我讲了十五分钟，条理清晰，数据扎实。
然后是答辩。
一个外国评委举手，用英语问了个极其刁钻的问题，关于非线性项的近似处理。
顾阳站起来，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数学推导一气呵成。
又一个评委问化学合成部分的具体参数。
沈星站起来，把每一步反应的条件、产率、误差分析说得明明白白。
二十分钟后，答辩结束。
我们下台时，会场很安静。
然后是掌声。
不是雷鸣般的，是克制的、专业的掌声。但我知道，我们做到了。
三天后，结果公布。
我们团队以总分第一，获得IYPT中国赛区冠军，晋级国际总决赛。
颁奖时，主办方让我们派代表讲话。
顾阳推我上去。
我站在麦克风前，看着台下。
“感谢组委会。”我说，“但最感谢的，是我的队友。我们三个人，没有学校支持，没有经费补助，设备是借的，材料是自己买的，实验室是旧的。但我们证明了，只要真有本事，这些都不是障碍。”
台下有人举起手机拍照。
我继续说：“物理是公平的。公式不会因为你是谁而改变，数据不会因为你有关系就好看。这是我喜欢物理的原因——在这里，对的就是对的，错的就是错的。”
我说完，鞠躬下台。
后来我才知道，台下坐着教育部竞赛办公室的人。
国际总决赛在瑞士。
学校这次不得不给我们经费了——因为这是国家代表队，教育部直接拨款。
出发前，王主任找我谈话。
“向晴啊，这次出去，代表的是国家形象。”他语重心长，“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你为国争光，学校会全力支持你。”
“周若琳呢？”我问，“她也去吗？”
王主任脸色一僵：“她……亚洲赛表现不够理想，国家队教练组决定不让她参加国际赛了。”
我点点头。
意料之中。
草包就是草包，给她再好的资源，她也变不成真材实料。
我们去了瑞士。来自四十个国家的队伍，在洛桑展开了为期一周的角逐。
这次的题目更难，竞争更激烈。德国队、美国队、俄罗斯队都是传统强队，设备精良，准备充分。
但我们不怵。
我们有的，是这五个月磨出来的真本事。
8
决赛那天，我们的课题是“超疏水表面的流体动力学”，这是个交叉课题，涉及物理、化学、材料多个领域。
我们三个人配合默契，展示完美，答辩犀利。
最后打分时，评委们讨论了很长时间。
宣布结果时，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
“……金牌队伍：中国代表队，向晴、顾阳、沈星团队！”
全场起立鼓掌。
我们三个人抱在一起，沈星哭了，顾阳大喊大叫，我站在原地，眼泪无声地流。
我们做到了。
在没有资源、没有支持、甚至被学校放弃的情况下，我们拿到了国际金牌。
颁奖典礼后，国际组委会的主席，一个白发苍苍的瑞士物理学家，特意找到我们。
“你们的课题非常有创意。”他说，“尤其是实验设计，用那么简单的设备做出那么精确的数据，令人印象深刻。”
“谢谢。”我说。
“我听说你们的故事了。”他看着我们，“有些国家的队员告诉我，你们是独立报名的，没有学校支持。”
我点头。
“这很了不起。”他拍拍我的肩膀，“记住，真正的科学家，不是在最好的条件下做研究，而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做研究。”
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回国时，机场有记者接机。
“向晴同学，作为本次IYPT唯一的金牌得主，你有什么感想？”
我看着镜头，想了想。
“我想感谢我的队友，感谢陈教授，也感谢……那些曾经否定我们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知道，只有自己强大，才能走得更远。”
第二天，新闻出来了。
“寒门学子逆袭国际金牌”的标题，登上了各大媒体。
学校也换了横幅：“热烈祝贺我校向晴团队荣获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金牌！”
王主任亲自来宿舍找我，笑容满面。
“向晴啊，学校决定给你保研，直博，奖学金翻倍！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
我看着他那张堆笑的脸，想起三个月前，他在办公室里说“你别不识好歹”的样子。
“王主任。”我说，“我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我想知道，当初是谁决定把我从奥赛集训队除名的。”
他的笑容僵住了。
“这个……过去的事了，就别提了嘛。”
“我要一个正式道歉。”我说，“公开的。”
“向晴，这……”
“如果不道歉，我会接受媒体采访，把整件事说清楚。”我很平静，“包括周副厅长，包括周若琳，包括你们怎么用八千块钱买我的名额。”
王主任的脸色变了又变。
最后他说：“你……你等着，我向领导汇报。”
9
三天后，学校出了个不痛不痒的公告：“关于此前竞赛队员调整事宜，经核查，在程序上存在改进空间，特此说明。”
没有点名，没有道歉。
但我接到了周若琳妈妈的电话。
“向晴同学。”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但透着一丝疲惫，“若琳退学了。”
我愣了一下。
“她压力太大了。”她叹气，“亚洲赛之后，队里的人都排挤她，说她靠关系。国际赛又没选上，她受不了，抑郁症了。”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恨我们。”她继续说，“但若琳也是个孩子，她只是……只是想要个机会。”
“我也想要机会。”我说，“我凭本事考的第一，你们凭什么拿走？”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对不起。”她说，“真的对不起。”
“道歉我收到了。”我说，“但我不会原谅。”
“为什么？”
“因为你女儿退学，不是因为我，是因为她自己没本事。”我说，“如果她真有实力，哪怕是被塞进去的，也能用成绩证明自己。但她没有，她连银牌都是卡线拿的。这说明什么？说明你们给她的，她接不住。”
电话挂了。
后来我听说，周若琳去了国外，读了个野鸡大学。她爸爸，那个周副厅长，因为“工作调整”，平调到了一个闲职部门。
权力是一时的，但本事是一辈子的。
大四那年，我被麻省理工录取，全奖博士。
毕业典礼上，我作为优秀毕业生代表发言。
台下坐着我的父母，陈教授，顾阳和沈星，还有全校师生。
“四年前，我踏入这所大学时，以为世界是按分数运转的。”我站在台上，慢慢地说，“后来我发现，不是。有时候，分数抵不过关系，努力抵不过人情。”
台下很安静。
“我曾经为此愤怒过，绝望过，觉得世界不公平。”我继续说，“但现在我明白了——真正的公平，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争取的。”
“有人偷走你的位置，你可以哭，可以闹，但最好的回应，是让自己强大到不需要那个位置，或者，去一个更高的位置。”
“我做到了。”我看着台下，“我拿回了属于我的荣耀，用我自己的方式。”
掌声雷动。
散场后，陈教授找到我。
“讲得不错。”他说，“不过你漏了一句。”
“什么？”
“你应该说，感谢那些给你设置障碍的人。”他笑了，“没有他们，你不会有今天的韧劲。”
我想了想，点头。
“是，感谢他们。”
10
去美国前，我回了一趟高中母校。
物理老师还记得我，拉着我说了半天。
“向晴，你现在可是学校的骄傲了！校长说要把你照片挂荣誉墙上！”
“老师。”我问，“如果当年我被顶替后，一蹶不振，现在会怎样？”
老师愣了一下，然后认真想了想。
“可能……就在普通大学混日子吧。”他说，“但我知道你不会。你从小就倔，认准的事，十头牛都拉不回来。”
我笑了。
是啊，我倔。
倔到被除名也不放弃，倔到没人支持也要自己组队，倔到用最差的设备做出最好的研究。
这份倔，是那些关系户永远学不会的。
麻省理工的第一年，我在《自然》子刊上发了第一篇论文。
导师是个犹太老头，严厉但公正。他说：“我看过你的IYPT课题，很有创意。但在这里，过去的荣耀归零，你得重新证明自己。”
我点头。
我习惯了。
从十八岁那年，被踢出集训队开始，我就一直在重新证明自己。
证明给那些否定我的人看，证明给那些帮过我的人看，但最重要的，是证明给我自己看。
我可以。
论文发表那天，我收到了一封陌生邮件。
发件人是周若琳。
“向晴，恭喜你。我在新闻上看到你的消息了。你说得对，靠别人给的东西，撑不了一辈子。我现在在社区大学重修基础课，从大一物理开始。这次，我想自己试试。”
我看了很久，然后回复：
“加油。”
只有两个字。
不热情，但也不冷漠。
有些伤害无法抹去，但人总要往前走。
博士第三年，我回国参加一个学术会议。
在会上，我遇到了当初奥赛国家队的教练，姓吴。
他主动过来打招呼。
“向晴，好久不见。”
“吴教练。”
“你的事我都听说了。”他说，“其实当年，我极力反对把你除名。你是那届最好的苗子，我看得出来。”
“但您还是同意了。”
“我……”他苦笑，“我有我的难处。学校领导施压，教育厅打招呼，我一个小教练，能怎么办？”
我没说话。
“但后来我很后悔。”他看着我说，“尤其是看到你拿IYPT金牌的时候。我想，如果当初你留在队里，可能奥赛金牌也是你的，而且你会少走很多弯路。”
“吴教练。”我说，“弯路有弯路的意义。”
“什么意义？”
“如果我一帆风顺进了国家队，拿了奥赛金牌，保送清北，直博——那我可能永远不知道，人在绝境里能爆发出多大能量。”我说，“我也不知道，真正的科研不是靠别人喂资源，而是自己找路。”
他若有所思。
“你现在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凝聚态物理里的拓扑相变。”我说，“和当年竞赛完全不同的领域，但我很喜欢。”
“为什么选这个？”
“因为难。”我笑了，“越难，越有意思。”
他也笑了：“你还是那么倔。”
是啊，我还是那么倔。
这份倔，让我失去了一个位置，但又赢得了整个世界。
11
会议结束后，我回了一趟大学。
学校变化很大，建了新楼，换了校长。
王主任退休了，新教务主任是个年轻的海归。
荣誉墙上，我的照片挂在最显眼的位置。
下面写着：“国际青年物理学家锦标赛金牌得主，麻省理工博士，青年物理学家奖获得者。”
我站在照片前，看着十八岁的自己。
那时候的我，眼里有光，但光里带着惶恐和不安。
现在的我，眼里也有光，但光里是笃定和从容。
“学姐？”一个怯生生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我回头，是个大一女生，拿着物理课本。
“你是向晴学姐吧？”她眼睛亮晶晶的，“我看过你的报道，你是我的偶像！”
“谢谢。”我说。
“学姐，我……我今年也想参加竞赛，但听说竞争很激烈，还有关系户……”她咬着嘴唇，“我有点怕。”
我看着她，像看到了八年前的自己。
“学妹。”我轻轻说，“关系户永远存在，但世界很大，不止一条路。他们堵死一条，你就开一条。他们抢走一个位置，你就去更高的位置。”
“可是如果开不了呢？”
“那就继续开。”我说，“直到开出属于自己的路。”
她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离开时，回头看了一眼。她还站在荣誉墙前，仰头看着那些照片。
也许有一天，她的照片也会挂上去。
也许不会。
但无论如何，她会明白一件事：真正的荣耀，不是挂在墙上的照片，而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
回美国前，我去见了陈教授。
他已经七十了，但还在带学生。
“老师，我要回去答辩了。”我说，“论文已经通过了，下个月毕业。”
“恭喜。”他泡了茶，“毕业后什么打算？”
“斯坦福的博士后，已经定了。”
“然后呢？”
“然后……可能回国。”我说，“国内现在科研环境越来越好，我想回来建自己的实验室。”
陈教授眼睛亮了：“好！到时候缺设备，我这儿还有几台旧的，你先拿去用！”
我们都笑了。
笑完，他认真地看着我。
“向晴，你恨过这个学校吗？”
我想了想，摇头。
“不恨。”
“真的？”
“真的。”我说，“这里让我经历了最不公平的事，但也让我遇到了最好的老师，最好的队友。它让我明白，世界不是非黑即白，但人可以选择往哪里走。”
陈教授点点头，眼眶有点红。
“你长大了。”
“是。”我说，“长大了。”
12
博士毕业典礼在六月。
我穿着博士袍，接过证书。
台下，我的父母在哭，我的队友在挥手，我的导师在微笑。
校长念着我的成就：“向晴博士在拓扑绝缘体领域做出了突破性贡献，她的研究为量子计算开辟了新路径……”
我听着，想起十八岁那年，那个在图书馆查数据的女孩。
如果那时候有人告诉她，八年后，你会站在麻省理工的毕业典礼上，接受最高荣誉，她会信吗？
大概不会。
但人生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转角会遇见什么。
但你知道的是，不管遇见什么，你都得往前走。
因为只有往前走，才能看见更远的风景。
毕业后，我真的回了国。
在母校旁边的一个研究所，建了自己的实验室。启动经费不多，设备大多是二手的，但我很满足。
第一批招了五个学生，都是寒门出身，但眼里有光。
开学第一天，我给他们讲了我的故事。
讲我怎么被顶替，怎么自己组队，怎么拿金牌，怎么一路走到今天。
讲完后，一个学生举手。
“向老师，如果……如果我们也遇到不公平的事，怎么办？”
我看着他们年轻的脸，一字一句地说：
“那就记住——你考第一，别人可以顶替你。你发论文，别人可以抢你一作。你申请项目，别人可以靠关系挤掉你。”
“但只要你真有本事，这些抢不走的东西，会带你到更高的地方。”
“那个地方，他们永远到不了。”
“因为那是你自己开的。”
实验室里很安静，只有仪器的嗡嗡声。
窗外，阳光正好。
就像八年前，那个十八岁的夏天。
只是这一次，我不再是那个被拦在门外的女孩。
我是开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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