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母子

张诚没想到，这一次探视自己的，是老母亲。

探视隔断那头，张诚几乎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在被押解进这间有着厚玻璃和两部黑色电话机的探视室之前，他设想过很多种可能——或许是那位陈检察官再次提审，或许是律师带来新的话术，甚至或许是某个他不想见的人，带着冰冷的威胁或交易条件。

唯独没有想过，会是自己的老母亲。

多年来，母亲王小娥还是整日奔忙。住在一栋建了四十年的老筒子楼里，冬天阴冷，夏天闷热。父亲去世后，她就一个人守着那套两居室，守着阳台上那些养了十几年的叶片肥厚的君子兰。张诚每月休息时会回去看她，带点水果，帮她修修漏水的龙头，换换老化的灯管。她总是说“没事，我自己能行”，然后把他带来的东西一样样收好，又趁他不注意，往他包里塞进一罐腌好的萝卜干、一瓶她熬的牛肉酱。

上一次见面，是两个月前，他还在巡河队，还没卷入那场至今回想起来依旧混乱的“意外”。她站在门口送他，头发比上次又白了一些，背也佝偻了一点，但眼神还是那样，平静，安稳，像老家院子那口从不干涸的老井。

此刻，隔着这面厚重的带着细密防爆网格的玻璃，母亲就坐在对面。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领口很平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在脑后挽成一个整齐的髻。看守所灰白的墙壁和惨白的灯光下，她显得格外瘦小，脊背却依旧挺直，像一株被风霜压弯却从未折断的老竹。

她看到了他。

隔着玻璃，隔着两部黑色电话机之间的空气，隔着一周来他在看守所里度秒如年的黑暗和恐惧，隔着那两份杀人指控、那些轮番审讯的疲劳轰炸、那两个新来舍友带着杀气的试探和黑暗中的獠牙——

母亲看着他。

她的眼睛没有红，没有泪水，只是那样静静地看着他，像他小时候犯了错躲在墙角偷偷抹眼泪时，她找到他后那种沉静而宽厚的光。那光里有太多东西：确认他完整、确认他还活着、确认这漫长的日夜悬心的等待，终于有了一个目之所及的落点。

她先拿起了电话。

张诚的手在颤抖，这部冰凉的沾着不知多少人掌纹的黑色话筒，在他手中竟有千斤重。他缓缓举到耳边，听到母亲熟悉的略带着一点沙哑的呼吸声，还有电话那头隐约传来的走廊里管教来回踱步的脚步声。

“儿啊。”

母亲的声音很稳，像在唤他回家吃饭。

“我知道你是冤枉的。”

就这么一句话。

没有铺垫，没有试探，没有任何拐弯抹角的询问。像一把钝重的刀，没有锋刃，却直直砍在他胸口最柔软的地方。张诚那张在看守所里日夜磨砺以为已经足够坚硬的面具，在这一刻，“咔嚓”一声，从内部裂开无数道细密的纹路。

眼泪，毫无预兆地涌了上来。

不是嚎啕大哭，是压抑太久的情绪终于决堤，却依旧被死死堵在喉咙口，只能从眼眶里无声地、汹涌地溢出。他张着嘴，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发不出，泪水顺着脸颊滚落，滴在他胸前那件蓝色马甲上，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湿痕。

母亲依旧没有哭。

她看着对面那个瘦削憔悴、眼窝深陷、胡茬凌乱、手腕上还有明显铐痕的儿子。这是她怀胎十月、一勺米汤一勺粥水喂大的孩子；是那个小时候被人打了不会还手、只会在她怀里闷闷说“他说我爸不在了”的孩子；是那个后来穿上制服、在河道边风吹日晒、回家时总是带着一身河腥味的孩子。

如今他坐在铁窗里，手上有镣铐，身后有看守，罪名是故意杀人。

母亲的背挺得更直了些。

她将话筒换了一只手，另一只布满老年斑和细小裂纹的手，缓缓抬起，贴着冰凉的玻璃，按在他泪水模糊的脸对应的位置。隔着玻璃，隔着一拳厚的距离，她似乎想触碰他，又似乎只是想让他知道——妈就在这里。

“把眼泪憋回去。”

母亲的声音不高，却像一记闷锤，砸在这间狭小的探视室里。

张诚怔住了，泪水还在流，但喉咙里那哽咽堵住的声音，却被这简短、冷硬、却重若千钧的命令，生生压了回去。

“是男儿，就要活出自己的脊梁。”母亲一字一顿，每个字都像从坚硬的石壁上凿下来的，“咱不怕他们。你爹没有怕过，你也不用怕。”

你爹。

这个词，在张诚家里，很多年没人主动提起了。

父亲是在张诚十六岁那年走的。不是病逝，他们说是工伤。母亲没闹，没去厂门口拉横幅，只是请了三天假，用那象征性赔的一点抚恤金，把父亲的丧事办得体体面面，又把剩下的钱存进银行，说是给张诚念书用。

那一年，母亲四十五岁。

张诚从没见母亲在父亲灵前哭过。她只是跪在那里，一张一张地烧纸钱，火光照着她平静的脸。有亲戚在背后嘀咕，说这女人心硬，丈夫死了都不掉一滴泪。张诚当时不懂，只觉得委屈，觉得母亲是不是真的不在乎父亲。

多年以后，他渐渐明白了。母亲的眼泪，从不在人前流。她的脊梁，从不在风雨前弯。

“你爹这辈子，没读过什么书，不会讲大道理。”母亲的声音依旧平稳，像在讲一个很远很远的故事，“他就认一条：做人要凭良心。对得起脚下的这条河。”

她顿了顿，目光落在张诚脸上，像在确认他是否在听。

“你记得他临走前，跟你说过什么吗？”

张诚的眼泪不知何时已经止住了。他当然记得。那一年他十六岁，正在青春期最叛逆的时候，因为父亲不肯帮他去跟老师说情免掉一次处分，他赌气一个月没跟父亲说话。父亲出事那天，还像往常一样起得很早，在厨房里给他下面条，卧了两个荷包蛋。他端着碗坐在桌边，父亲在他对面，突然说了一句：

“诚子，做人这一辈子，有些时候会很难，难得你以为过不去了。但再难，也别把脊梁骨丢了。脊梁骨要是弯了，人就再也直不起来了。”

他当时没回话，低着头把面条吃完，碗一推，出门上学去了。

那是父亲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我……记得。”张诚的声音沙哑，像锈蚀多年的铁门被艰难推开。

母亲点了点头，脸上依然没有太多表情，但眼底那层坚硬的、撑了太久太久的冰壳，似乎终于有了一丝极其细微的裂纹。她没有让它蔓延。

“记得就好。”母亲说，“现在你遇到的，就是那种难。但不是你一个人难。这世上有太多好人被冤枉、被欺负，你爹当年去河边，就是为了让自己清清白白。他这一去，把命丢了，可他没后悔过。”

她深深地看着他。

“你也要做到，不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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