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9章 推测

小刘没有立刻行动。

审讯结束后，他独自坐在那间狭小的会议室里，对着白墙上那张行政区划图，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地图上，潺河像一条青灰色的死蛇，蜿蜒穿过城市边缘，标注着红旗厂的位置是一小块黑色方块，旁边用红笔圈着，是陈锋的字迹。

他把张诚的证词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又一遍。

王海下水的七八分钟，在淤泥里精准找到了那个沉了二十二年的金属筒。

普通人做得到吗？需要知道确切位置，需要提前知晓那里“有东西”。周明临死前塞给张诚的纸条上，只有坐标，没有提及任何“样本容器”。

那王海是凭什么找到的？

王海爽快接手搭班，全程几乎没怎么问路，仿佛对那片河岸的地形非常熟悉。他主动下水，主动打捞，主动拍照，却把证物推给张诚保管。他接到那通“加密”电话后离开，两小时后，张诚被栽赃杀人，苏晚泵房遇险。

这些是疑点，但不是证据。

小刘翻开王海的人事档案，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履历干净，每年考评合格，没有受过任何处分，也没有任何表彰。当了8年副中队长，3年前才扶正，提干速度低于平均水平。家属栏里，妻子无业，女儿在省城读大学。住房信息显示一家三口仍住在九十年代建的老公房里，面积不足七十平米。

这是一个典型的不上不下、不被重用、却也没有大错的基层干部。这种人最容易成为某种“合作者”——他们缺钱，缺资源，缺上升通道，同时掌握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小刘拨通了技术科的电话。

“调王海近三个月的所有通讯记录，重点是加密号码和非常规时段通话。另外，查他妻子和女儿的银行流水、消费记录、名下资产，与他的工资收入是否匹配。要快，但绝对保密。”

电话那头传来敲击键盘的声音。

“刘队，王海名下有个对公账户，是他岳母名下的一个副食店经营卡，每月有固定流水，不大，几千块。但半年前开始，该账户不定期收到来自外省某商贸公司的转账，每次五万，共六次，总计三十万。付款方是一个壳公司，法人是外省人，实际控制人正在追查。”

半年前。正是周明调查红旗厂进入深度阶段的时间节点。

“这笔钱最终流向哪里？”小刘问。

“转账当天，该账户就会通过手机银行将款项转至另一张个人卡，取款消费。”技术警员顿了顿，“取款地点多在医院附近，消费记录也以医院食堂、药房、住院部超市为主。另外，我们查到王海的女儿去年九月赴英国留学，留学中介费、首年学费及生活费合计约四十五万，一次性付清。”

小刘握着话筒的手，一下子攥紧了。

妻子无业，女儿留学，三十万不明资金，半年的时间节点。王海的“软肋”和“价码”，清晰得像摆在货架上的标价签。

“继续追查那个壳公司。另外，查王海妻子近半年的就诊记录。”小刘挂断电话。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窗外是城市灰蒙蒙的天际线，远处红旗厂那几根高耸的烟囱，在铅色的云层下像沉默的墓碑。

王海。那个在河道巡查队做了多年从未被提拔、也从未犯过错的沉默中年人。那个在张诚记忆中“平时很少跟我搭班，那天却主动提出”的中队长。

他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是张振华、贾仁义安插在河道管理系统的眼线，一个被金钱买通的监视者？还是一个在关键时刻被胁迫、被迫出卖同事和良知、事后日夜被悔恨折磨的溺水者？

小刘不知道答案。

但他知道，必须立刻找到王海。

他站在窗前，又点燃了一支烟。

他平时很少抽烟，此刻却需要一点灼烫的东西来压住胸腔里那股翻涌的冷意。

王海。他在脑海里又一次快速回放着这个人的影像档案。三次中队会议上的擦肩而过；一次与陈锋同车时，隔着车窗看到的、那个独自在河边抽烟的背影；还有那份薄得异常的档案里，没有处分，没有犯错，只是……不被提拔。像一颗被拧得太紧、却永远停留在原位的螺丝钉。

他吸了一口烟，让辛辣的烟雾在肺里停留了几秒。然后缓缓吐出。

手机震动。

他瞥了一眼屏幕，是陈远山。

“小刘，韩工的初步分析出来了。”陈远山的声音比昨晚听起来更沙哑，但语速更快，“红旗厂1988年扩建工程的原始设计图纸，我们通过省城建档案馆的老关系，调到了微缩胶片版本。和1992年、2000年两次官方备案的‘厂区管网改造图’一比对，发现问题了。”

“88年图纸上标注的污水处理系统设计处理能力，是每天800吨。92年备案的改造图上，这个数字变成了1600吨，增加了整整一倍。但奇怪的是，92年那份图纸下面，附注里写着‘处理工艺升级，设计冗余提升’——没有任何关于设备扩容、管网增建的工程记录。”

“韩工说，这叫‘纸面扩容’。意思是，企业在申报时通过虚报处理能力来满足环评要求，实际上真正的污水管道，走的不是这套系统。”

小刘的指尖微微一紧。

“老韩怀疑，红旗厂可能有两套排污系统。一套是摆在明面上的、应付检查的污水处理设施；另一套是隐藏在地下的、直接连通老厂区生产线的秘密管网。这套暗管的原始设计，很可能就埋在1988年扩建工程的地下结构里。那个‘03号样本’的排污口，极有可能是这套暗管系统的某个分支节点。”

小刘没有说话。他想起张诚描述的那个夜晚：王海在浑浊的河底摸索了十七分钟，浮出水面时托着那个锈迹斑斑的金属圆筒。1998.7.15。苯含量超标1200倍。

那一年，王海刚调到红旗厂辖区不到两年。

那一年，距离红旗厂第一套“纸面扩容”的污水处理系统通过验收，正好是第四年。

那一年，有人在那根隐蔽排污管的出口附近，沉下了这枚时间胶囊。不是为了等待，而是为了备忘——为了提醒自己，有些罪证，不是时间可以冲刷干净的。

“王海那边，”陈远山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绪，“你有什么打算？”

小刘看着窗外愈发浓重的暮色。

“我需要见他一面。”他说，“但有个问题——他是李国栋的直属下级，是执法队系统中层干部。我以市局刑侦的名义直接接触他，动静太大，而且万一他真有问题，会打草惊蛇。”

“如果他没有问题呢？”陈远山问。

小刘沉默了几秒。

“如果他没问题，”他说，“他现在可能有危险。”

电话那头也沉默了。两个男人隔着二十多公里的距离，同时面对着同一个沉重的推测。

“张诚被捕当晚，王海临时离开河边。这个离开太巧了。”小刘说，“如果是他自己主动离开，事后他没有任何理由不向任何人提及当晚的发现——除非他害怕暴露自己藏匿证据二十一年的行为。但如果是被迫离开呢？如果他接到那个‘家里急事’的电话，本身就是个圈套呢？”

“制造不在场证明，”陈远山缓缓接话，“同时切断他和张诚的联系。这样，无论当晚张诚遭遇什么，王海都有‘提前离开’的理由，而他手里那枚03号样本也会随着张诚被捕而‘失踪’。一箭双雕。”

“问题是，谁有权力、有能力在那个时间点，给他打这样一个电话？”

答案在两个人心中同时浮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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