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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5 章 电影业的蓬勃发展


1954年6月,一支特殊的团队从夏国启程,乘船北上。

这不是官方代表团,而是南洋影业公司的电影拍摄团队。

三十七名成员中,包括导演、摄影师、演员、美术指导和制片人。

他们的目的地是沪上,任务是拍摄一部名为《沪上风云》的电影。

这次行程本身就是一个信号。

三个月前在日内瓦,夏国外长温世珍与周主任进行了一次非正式会谈,达成了逐步扩大民间文化交流的默契。

当其他国家还在讨论政治条款时,夏国商人已经带着合同和摄影机出发了。

导演陈树人是香港电影界的老行尊,四十年代末南下新加坡,后受聘于南洋影业。

他站在驶入黄浦江的客轮甲板上,对制片人周世昌说:“周先生,我们可能是1949年后,第一批回来拍电影的外界华人。”

周世昌望着外滩的天际线:“所以要拍好。这不是一部普通的电影,这是给所有还记得上海的人的一封情书,也是给没见过的年轻人打开的一扇窗。”

1954年的世界电影版图正在经历深刻变化。

在好莱坞,歌舞片和史诗片占据主流。

这一年,《七对佳偶》以其华丽的歌舞场面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

玛丽莲·梦露在《七年之痒》中白裙飘起的镜头成为时代标志。

玛丽莲梦露剧照

但这类电影远离现实,是战后美国乐观主义的华丽包装。

欧洲电影则走向另一个方向。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如日中天,德·西卡的《大路》正在戛纳引起轰动,电影讲述流浪艺人的悲欢。

全片在街头实景拍摄,使用非职业演员。

法国,《码头风云》展现工人阶级斗争,马龙·白兰度的表演震撼影坛。

这些电影深刻、沉重,是社会批判的武器。

在亚洲,日本电影正处于黄金时代。

黑泽明的《七武士》刚刚上映,三个半小时的史诗重构了武士片类型;

沟口健二的《雨月物语》则延续古典美学。

印度,宝莱坞开始形成独特风格,拉兹·卡普尔的《流浪者》风靡全国,但制作相对粗糙,以歌舞场面和道德故事取胜。

而在沪上,这个曾经的东方电影中心,如今也是没落了。这次就是接受邀请,前往沪上拍电影。

龙少华亲自写出这个剧本,让南洋电影公司前往拍摄。

《沪上风云》的团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入上海的。

他们带着夏国最新采购的德国阿莱摄影机、美国伊斯曼彩色胶片,以及一整套成熟的商业电影制作理念。

拍摄历时6个月,从初夏到初冬。

所有的都是采取了实景拍摄。

外滩的银行大楼、法租界的梧桐街道、苏州河的驳船码头。

沪上电影制片厂派出了协助人员,前来参观学习。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高效率的商业拍摄流程,从分镜脚本到现场调度,每个环节都精确如钟表。

男主角许文强由夏国当红小生梁振华饰演,他曾在香港演过粤语片,移民夏国后,加入南洋影业。

女主角则由上海本地的年轻演员苏青出演。

这是双方协商的结果,需要一个地道的上海面孔。

“第十场第三镜,开拍!”

灯光打在百乐门舞厅的布景上,梁振华穿着定制西装,冯程程一袭旗袍,在《夜上海》的乐曲中翩翩起舞。

水晶吊灯的反光、香槟杯的气泡、旗袍开衩处若隐若现的小腿线条。

“停!”陈树人从监视器后抬头。

“苏小姐,你转身时眼神要多一分犹豫。你不是真的爱上他了,你在挣扎。”

苏青点头。她来自沪上戏剧学院,习惯了为人民服务的表演体系,第一次接触这种细腻的情感层次刻画,有些不知所措。

场记板上写着:1954年8月17日,《沪上风云》第87个拍摄日。

十一月下旬,四十万英尺胶片被运回中京。

南洋影业的剪辑室里,三班倒工作了二十天。

配乐请来了从沪上移民到夏国的作曲家陈歌辛,他根据龙少华的作词,给主题曲《浪涌浦江》谱曲。

“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

淘尽了,世间事,混作滔滔一片潮流

是喜,是愁,浪里分不清欢笑悲忧

成功,失败,浪里看不出有未有……”

歌曲采用了上海老歌的旋律骨架,却配以现代管弦乐编曲,既有怀旧韵味,又有新时代的磅礴。

十二月一日,夏国国庆日,《沪上风云》在上京大剧院首映。

海报贴满大街小巷。

许文强与冯程程在雨中相拥,背后是外滩的剪影,上方大字“乱世真情,沪上风云”。

票价二十元,预售三天就告罄。

首映当晚,剧院外排起长队。

这些都是夏国都市新兴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需要物质生活,也需要文化消费。

灯光暗下,银幕亮起。

第一个镜头就震撼了观众:航拍的外滩全景,黄浦江上百舸争流,外滩建筑群在晨光中泛着金色。

这是剧组用特殊设备拍摄的,1954年绝大多数电影还没有这样的开场。

接着故事展开:1936年的沪上,金融风暴、帮派争斗、战争阴云……两个半小时的电影,交织着爱情、商战、家国情怀。

彩色画面鲜艳饱满,服装精致考究,音乐动人,而最打动人的是那个时代的氛围,繁华与危机并存,每个人都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放映结束,灯光亮起,全场静默三秒,然后爆发出长达五分钟的掌声。

第二天,《上京日报》娱乐版头条:“《沪上风云》开创夏国电影新时代”。

影评人写道:“这不是我们熟悉的电影。没有说教,没有口号,只有一个好故事,和一群活生生的人。

但它比任何宣传都更让人感受到,什么是家国,什么是选择。”

国庆七天假期,《沪上风云》创造了奇迹。

中京大剧院每天排片八场,场场爆满。

其他城市紧急加映:南都的明珠剧院、下京的皇家剧院、曼谷的暹罗剧场……

全部一票难求。

据统计,七天内观影人次突破六十万,票房达一千二百万夏元。

这还不包括黑市上被炒到五十元一张的黄牛票。

电影院里出现了罕见现象:许多中年观众在黑暗中抹泪。

电影里的外滩、霞飞路、城隍庙,是大部分人记忆中的故乡。

一个老商人在散场后对记者说:“没想到还能在电影里看到这样的上海滩。”

年轻人则被爱情故事和时尚元素吸引。

梁振华的西装款式、苏青的旗袍样式,一周内就被裁缝店模仿制作。

许文强的头发成为流行发型,而主题曲《浪涌浦江》通过广播传遍全国,唱片销量突破十万张。

电影的影响力迅速溢出夏国。

十二月下旬,影片在东南亚华人圈上映。

新加坡的牛车水剧院连映一个月,槟城、吉隆坡、马尼拉的华人影院场场满座。

对海外华人来说,这部电影不仅是娱乐,更是文化认同的载体。

一个由夏国人制作、达到国际水准的现代电影。

当月,日本东宝公司引进《沪上风云》,译名《上海ブルース》(上海布鲁斯)。

在东京首映时,电影界震惊了,他们没想到一个夏国能拍出这样的作品。

影评人佐藤忠男在《电影旬报》上写道:“如果说黑泽明代表了日本的武士精神,那么《沪上风云》展示了华人世界的现代性。

它融合了好莱坞的叙事技巧、欧洲的艺术追求和东方的情感美学。”

影片登陆韩国。

时值战后,汉城民众对影片中战争阴云下的爱情故事产生强烈共鸣。

主题曲被重新填词为韩语版《汉江泪》,同样大受欢迎。

最意外的是欧美市场的反响。

1955年1月,《沪上风云》在伦敦一家艺术影院试映,原本只计划放映一周,却因口碑延长至三个月。

《泰晤士报》影评称:“这部电影提供了一个罕见的视角。不是西方人想象中的东方异域,而是东方人自己讲述的现代故事。

它的精美程度不逊于任何好莱坞制作,但内核是纯粹东方的伦理与情感。”

二月,美国一家独立发行商买下版权,在纽约、旧金山、洛杉矶的华人社区影院上映,随后进入主流艺术院线。

虽然票房无法与好莱坞大片相比,但《Variety》杂志评价:

“夏国电影首次进入西方视野,就展示了成熟的技术和普世的情感力量。这预示着亚洲电影新时代的到来。”

电影的成功改变了很多人的人生。

梁振华和苏青成为超级明星。

梁振华的片酬从每部五千夏元飙升至五万,代言了手表、西装、汽车等多个产品。

苏青则是直接移民到了夏国,一举则成为时尚界的代言人。

导演陈树人被奉为大师,南洋影业立即与他签下三部片约。

作曲家陈歌辛的主题曲唱片卖到脱销,各大广播电台每天点播。

而对夏国而言,《沪上风云》的意义远不止票房。

电影上映后三个月,夏国文化部成立了“电影产业发展委员会”,计划在曼谷建设东南亚最大的电影制片厂。

南洋影业股价上涨300%,带动了整个文化产业板块。

更深远的是文化影响力。

过去,西方世界对夏国的印象停留在新兴国家、经济奇迹。

现在他们看到了这个国家的文化创造力。

在1955年的戛纳电影节上,《沪上风云》作为非竞赛单元展映,放映结束后,

法国电影资料馆馆长对周世昌说:“你们用一部电影,让世界重新认识了夏国。”

而最动人的反馈来自上海。

1955年春,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位老导演托人带来口信:

“看了《沪上风云》,我们很感动。电影里的上海,是我们记忆中的上海。谢谢你们还记得。”

一部电影让一个国家看到了自己的力量,也让世界看到了这个国家的面孔。

银幕上的浪奔浪流,恰如这个时代,滔滔不绝,永不休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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